而那时候的戏曲之所以繁荣起来，主要也是与当时的文学繁荣有很大关系，因为大家知道，在13世纪中叶时，突然逆天崛起的成吉思汗统率他手下无敌的蒙古铁骑，横扫亚欧两洲，打遍天下无敌手。
其后，窝阔台灭金，忽必烈灭宋，以大都（今北京）为政治中心，建立起以蒙族贵族为统治主体的大一统政权。
至此，元代国土空前辽阔，再加上元代文学上承金代，故元朝一代的文学计算一般以元灭金的1234年为起点，至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结束，时间跨度共一百三十余年。
同时蒙古人建立的这个政权极大的影响了这个时期的文学，首先一点就是大一统的社会政治促进了多种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这很简单，因为随着人口的迁移，交通的发达，民族的杂居，无形之中就加强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而文化的融合，又大大的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
像是有些人接受了汉族文化熏陶，开始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
这些来自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笔端流露出各式各样的风情格调。
比如将西北游牧民族特有的质朴粗犷、豪放率直的性格，注入作品的形象中，使元代的文坛更加多姿多彩。
其次大一统的政治客观上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壮大。
因为元朝完成了南北的大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断续纷争、对峙的局面，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交通的发达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
而蒙古人对土地的肆意掠夺与糟蹋，一方面也迫使农民离开土地成为市民。
加之文人失去进身之途，进入市民阶层，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
至于元代异族统治与文学的关系思想文化方面，就比较相对宽松自由了。
当然，不好的一方面是元朝立国，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得到确认。
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朝廷设立官学，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但儒学的实际影响力却是日益下降。
这是因为蒙古人对各种宗教开放，导致这些宗教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因此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
同时儒学本身，也在各种思想的碰撞中，在崇尚功利的社会心态影响下，分化为不同的流派。传统文人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思想空间和表达自由。
而创作主体方面，就像前面说的，因为元代科举考试时行时辍，儒生失去仕进机会，地位下降，儒生上天无路，文人自我位置失落。
如明代的学者郑思肖的《大义略序中形容》：“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匠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文人不再依附政权，或隐逸于泉林，或流连于市井，人格相对独立。
他们遁入市井，和市民阶层联系密切，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更异于困守场屋的儒生。
而文化氛围方面，呈现出狂欢化。
像是后人总结元代灭亡的原因：“耽于逸乐，循至灭亡，其失在于纵驰。”
这其中主要包括通俗文学的兴起与繁盛，并且通俗文学占据了文坛的主要位置。
至于雅文学的话，还是以诗文为正统，以雅丽为正宗，以韵文学的发展为主，在以前这种文学是文人的专享。
而到了元代，文学主要是散曲、杂剧为主，用俗语、俗调，写俗情、俗人、俗事，文学成为平民大众的共同乐趣，因此通俗文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散曲的话，就是鲜活的文学新诗体，而杂剧就是典戏剧成熟的标志与第一个黄金时代，可见此时通俗文学发展的较全面。
比如散曲、杂剧、说唱的代表有《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西游记》等。
此外叙事文学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因为在元代，叙事性文学万紫千红，呈现一派兴盛的局面，成为当时创作的主流。
一些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作家，加入叙事性文学的创作队伍中，使文坛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他们打破了语言障碍、走近现实生活、强化叙事能力。
还有就是以豪放诙谐的风格为主流。
要知道传统诗词，一直讲究蕴藉含蓄、端庄厚重；要求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审美趣味：有意境、有韵味。
而到了元代文学，就变得欣赏豪放泼辣、直率诙谐；叙事一览无余、抒情痛快淋漓；浓厚的市井气息与市民趣味。
“说话”的本义是口传故事，宋代的“说话”，上承唐代“说话”而来。
因城市经济的繁荣、瓦舍勾栏的设立、说话艺人的增多、市井听众的捧场，民间说话呈现出职业化与商业化的特点。
随着说话活动的日益兴盛，在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多，而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它故事文本等，也日见其多，后世统称之为“话本”。
并且在宋代，说话分为四家，即小说、说经、讲史、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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