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元代，“说话”继续盛行，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话本，以讲史居多。
如《全相平话五种》、《新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薛仁贵征辽事略》等。
所以宋元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
现存宋编元刊或元人新编的讲史话本，大多标名“平话”。
宋元的讲史话本究其实是传统的史传文学与民间口传故事结合的产物，亦文亦野，别成一家。
宋元小说话本则有一定的体制，其文本大体由入话（头回）、正话、结尾几个部分构成。
入话是小说话本的开端部分，它有时以一首或若干首诗词“起兴”，说风景，道名胜，往往与故事的发生地点相联系，或与故事的主人公相关联。
当然，有时也先以一首诗点出故事题旨，然后叙述一个与些题旨相关的小故事，其行话是“权做个‘得胜头回’”，实则这个小故事与将要细述的故事有着某种模拟关系。
显然，入话的设置，乃是说话人为安稳入座听众、等候迟到者的一种特意安排，也含有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正话之后，往往以一首诗总结故事主题，或以“话本说彻，权做散场”之类套话作结。
小说话本的题材内容较为复杂。爱情、公案等能够引起人兴趣，是使用较多的题材类型。
比如宋元小说话本中的爱情故事，又往往突出女性对爱情生活的主动追求。
像《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反映出这个时代思想的自由与创作的趋向。
并且宋元小说话本描写细致，生动逼真，字里行间留存说书艺人的风致，表现出叙事的口语化、声口的个性化、谈吐的市井化等特点。
不过现存宋元小说话本的数量难以确定，真伪亦难确定。
还有就是诸宫调：诸宫调是一种说唱文学，主要流行于宋金时期。
所谓诸宫调，是相对于有限用一个宫调的说唱形式而言地，它主要是顺应一个长篇故事，边说边唱。
它承袭前代的变文、鼓子词的传统，据传为北宋中叶的艺人孔三传所创造。
诸宫调的长处在于克服了大曲艺术的单调，其宫调、曲子的更替有故事的脉络可依，是一种重新确立了故事重心的“文学——音乐”组合体。
诸宫调是说唱艺术发展的高级形态，它把故事和音乐的完整性带给了戏剧。
而现存诸宫调作品除《西厢记诸宫调》外，尚有《刘知远诸宫调》与《天宝遗事诸宫调》。
《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董西厢》的本事源于唐元稹的《会真记》。
但与前人不同的是，作者抛弃了迂腐地“红颜祸水论”，转而热情地歌颂爱情，颂扬青年男女对礼教的反抗。
并且由于董解元对原作中的人物性格、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等作了大幅度的改动和创造，因此，《董西厢》成了一个以大胆追求婚姻自由为基调，充满乐观进取精神的爱情故事，完成了对题材的超越和对主题的升华。
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有了新风貌，张生由负心人变身为志诚种，莺莺形象也更为丰满细腻。
而在艺术方面的话，《董西厢》充分发挥了诸宫调说与唱相辅相成的特点，将叙事与抒情结合起来，既曲尽其妙地叙述了男女主人公波澜起伏、好事多磨的恋爱故事，又深入细致地刻划出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心理活动。
至于杂剧的来源，这里可以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众所周知，我国戏曲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到宋金时期而渐趋成熟，为元人杂剧的产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根据一些残余的文献记载来考查，原始社会反映农牧生产等内容人的歌舞中就已经包含了戏剧的萌发。
此后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巫风盛行，从《诗经》中有关祭祀的舞乐和《楚辞．九歌》来看，它们歌舞的内容主要是对于祖先或神灵的祝颂。
此外，民间还有种种歌舞，如《诗经》陈风中的《宛丘》、《东门之》里看到的一些简单的描写。
到春秋、战国之际，在专司祭祀的巫觋以外，又产生了专门供人娱乐的俳优。
俳优虽然中介以滑稽的语言行动来替宫廷贵族制造笑料；然而他们的出现也利于戏曲艺术某些因素的积累。
一直到西汉统一帝国建立后，以竞技之主的角触（即百戏）开始盛行，它广泛地汇集了民间的表演艺术，并且接受了西域文化的影响。
其中包括《东海黄公》一类的戏剧性故事的演出。
汉乐府吸收的“燕赵之讴，秦楚之风”，以及汉魏以来在民间流行的平调、清调、杂舞、杂曲，也都辗转流传，给唐宋以来组成戏曲艺术的歌舞、音乐以影响。
在南北朝对立时期，由于北朝的社会矛盾更复杂，也更尖锐，出现了“拨头”、“代面”、“踏摇娘”、“参军”等具有一定故事内容和战斗意义的表演艺术形式，在唐代继续流行，并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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