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说到关于优伶活动对戏曲本身发展风貌的影响，在孙崇涛和徐宏图两人的《戏曲优伶史》一书对这一问题尤其关注。
怎么说呢，如对两宋诸色伎艺人、金元行院与路岐和元明戏文子弟在表演、剧目等方面的创造为戏曲发展作出的贡献均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需要说明，尤其是在论及明代传奇优伶时认为明代诸腔剧伶在竞演中为了取胜，纷纷在剧目、音乐和舞台表演等方面进行大胆的革新和创造，昆、弋诸腔互相吸收彼此长处，极大地推动了传奇戏曲的发展和提高。
包括相关论文亦有两篇，像是张大新的《金政权南迁与北杂剧的成熟》一文，文中作者认为北曲杂剧是在金政权南迁汴梁后逐渐趋向成熟的，贞佑年间金政权南迁汴京，使委顿百年的戏剧之都再度焕发生机。
而在动荡岁月中沦落社会底层的文人才士与乐工优伶的密切合作使得北曲杂剧迅速进入成熟阶段。
另有季国平的《元大都的戏剧文化》一文，亦谈到元大都优伶的活动对其成为元杂剧中心的重要影响力。
关于优伶作为文化现象本身对戏曲特性形成的影响，有周飞《试论中国戏曲虚拟性的成因》一文，其将戏曲舞台形成虚拟性特征的原因部分地归于民间戏班的活动方式。
作者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点，首先民间班社四处流动，依靠走江湖而卖艺糊口，这要求戏班必须轻装上路，过多的布景和道具会造成累赘。
其次的话，那就是中国古代优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低下决定了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置大量的布景和道具，而一旦没有经济的后顾之忧，艺人将极尽布置舞台布景、砌末之能事，以获得观赏者的青睐。
其中最显着的例子便是明清宫廷戏曲砌末的不胜枚举、以奇制胜。
再次，民间戏班最直接的演出目的就是赢利，他们需要在任何场所都能尽快进入演出状态，如宋元路歧在街头“撂地作场”，不允许他们有更充分的时间和足够的条件搭建复杂的布景。
由此，优伶的活动对戏曲的进程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而各种题材文学作品中对他们行状的记述亦不在少数，学者们对这一问题亦有所研究。
其中代表性的着作便是台湾学者康来新1980年发表的《从滑稽到梨香院——伶人文学析论》，其中《文献史料中的伶人》、《盛唐与晚明的伶人文学》与《戏曲文学里的伶人生涯》等章节从各个角度对伶人文学（文学作品中的伶人）进行了析论。
特别是对《红楼梦》中优伶形象的研究一直十分闹热。
康来新书的末二章《关于梨园的写作路径——红楼-戏曲-伶人》及《红楼梦里的伶人群像》均围绕此展开论述，描绘了梨香院的女伶世界、王府戏班的琪官、客串的柳湘莲，论述了其优人优事的文学运用以及“如戏”、“如梦”的主题表达。
俞大纲《戏剧纵横谈》中《发掘红楼梦中的戏剧史料》一文分“从贾元春点戏说起”、“曹雪芹笔底的优人和优事”（列举龄官、芳官为例）、“贾家在哪一种情况下演戏”、“由演出剧目谈康乾时代的戏剧动态”几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
论及这一问题的论文亦有不少，早期有红学家李希凡《梨香院的“离魂”——十二小优伶的悲剧命运与龄官、芳官、藕官的悲剧性格》一文，对红楼优伶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进行了分外详尽的分析解读。
像是秦宇霞硕士毕业论文《红楼梦优伶形象研究》对曹雪芹构建的由家乐、职业优伶、串客组成的完整的优伶世界进行了细密的分析，探讨了《红楼梦》对优伶肯定而同情的态度及其形成的原因。
余者还有如朱虹《龄官、芳官与红楼梦女戏子形象浅议》、邓桃莉《优伶-游侠——柳湘莲身份人格的文化解读》、徐舵《红楼梦坠散伶窗——从红楼梦中研读封建时代的伶人命运》、秦宇霞《论曹雪芹的优伶观》等文，亦从不同角度对论及这一问题。
除《红楼梦》外，对其他文学作品中优伶形象的研究亦有不少，如黄勇生《男性情爱的想象与期待——论品花宝鉴》一文认为《品花宝鉴》表面上是一部描写男同性恋的小说。
但事实上，小说中的男性优伶均是女性的化身，寄托着士人才子对理想女性与完美爱情的设计与向往，是一部事实上的男权小说。
因此秦晓伟的《优伶心态史的再现——解读梦断关河中的优伶群像》一文对当代作家凌力在《梦断关河》中塑造的一批优伶形象进行探析，认为作家通过对于优伶这一弱势群体心态史与梦想史的书写，展现了下层优伶同统治阶层之间对立而又依附的复杂关系，揭示了优伶主体性匮乏的生存状态。
以上分类已基本涵括了优伶研究的几大方面，在此之外还有一些文章对个体优伶之生平行状进行梳理研究，如吴国钦《中国戏曲史漫话》中《嘲弄“三教”的名演员李可及》和《明末艺人马伶“深入生活”》两小节、陈辽《平话奇才柳敬亭》一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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