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王正威的《元代女散曲家述论》又专门以元代女家这一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认为她们以优伶歌伎的卑微身份与官僚文人、书会才人交游并受到称赏与尊敬。
因此她们只有为数不多的曲作表现了她们的真思想、真性情，写出了她们的生活史、心灵史，因此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而储少莹的《试论元代优伶散曲折射的元代审美精神》又首先将元代审美精神总结为现个体主观意绪的张扬，并且集中体现在以自叙为事的散曲上。
接着又从元代社会文化的大背景出发分析了元代以女性为主体的优伶散曲所折射的元代审美精神，反映了散曲对其内心世界的揭示和优伶们为社会左右的无奈。
还有王宁的两部着作《宋元乐妓与戏剧》和《昆曲与明清乐伎》则分别论述宋元、明清时期妓女群体对戏曲活动的参与状况，探讨了文人与妓女的关系。
并认为妓-女的演出与昆曲绮靡流丽的音乐风格、精雅阴柔的文人化特征关系密切，并且一度维护了昆曲的雅致风格。
而张发颖先生的《中国戏班史》第十五章《辛亥革命以后我国的戏剧班社》中专论“女伶的出现”，又详细的阐发了从清代民间戏班无一女伶到光绪中叶以来京津地区出现“女角”登台演出这一转变的进步意义。
至于在对元代优伶性别的研究中，曾有过一次比较重要的论争。
这是在1954年《文学遗产》二十一期发表的叶玉华《说北杂剧系由女性演唱》一文认为元代的北曲杂剧全部由女性演唱，而后胡忌随即发表《北曲杂剧演唱人性别的讨论》一文，专门针对叶玉华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杂剧中的正末多由男性担任演出，能演正末并能正旦的演员才可享有“旦末双全”的特殊头衔。
对女性优伶的研究中，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专题便是女性优伶与男性文士关系研究。
胡忌、刘致中发表于《戏剧艺术》1983年第4期的《论家班女戏》一文，上文论及家班研究时已介绍，此不赘述。
因此关于这一问题，作者菌所见的诸篇论文仍多为厉震林所作，乃是对其博士论文中所提诸多观点的更进一步阐发。
而发表于2005年的《论男性文士和女性优伶的文化交游》一文认为中国男性文士的权力渴求包含着性的因素，故当被权力系统边缘化时，男性文士大多会产生一种替代性的性要求，以应证自身虚幻的性权力。
由此，自然而然，女性优伶由于其独特社会存在状态自然成为男性文士性权力的一个重要替代对象，从而构成两者之间的密切交往及精神互慰的关系。
同样发表于2005年的《论男性文士的家班女乐》一文上文亦已作过介绍。
发表于2008年的《论男性文士对待女性优伶双重人格的精神分析》一文认为中国男性文士对待女性优伶时往往表现出一种分裂的双重人格特征，一方面视之为情感和欲望的寄托对象，另一方面又持有戒备的理性情绪。
也就是既施之以诱惑又缺乏真情的投入，建构了一种表演性质的“面具人格”。
还有像是发表于2009年的《论男性文士对于女性优伶的文学描述及其文化阐述》认为由于男性文士在中国文化结构中的特定身份及其处境，女性优伶颇为容易成为男性文士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幻想对象。
男性文士通过对女性优伶的文学描写，以实现一种缺憾甚至饥饿的想象性解决。
而且与权力系统所崇尚和推行的女体美色存在一种疏离关系，甚至构成两种女体范式。
在男性优伶的研究领域，厉震林亦有专文，例如其发表于2003年的《论男性优伶的史学政治气质》一文，仍基于博士论文中已提及的社会性别理论和史官文化，认为中国史学具有一种男性化的性格。
因此男性优伶在史学中也就脱离了现实的社会性别角色，而在一定的意义上走向了男性化和政治化，它主要体现在讽谏、义烈、献媚、谋逆、伶官等五个方面，折射了男性优伶和
史学排场的复杂而又微妙的内在关系，实质上是从相反的角度，共同巩固和稳定社会性别原则。
研究者涉及更多的两个角度则是男旦文化和男风现象。
并且，对男旦文化的研究，除了国内以外，港台及海外学者也一直十分关注。
如2003年香港大学出版的李小良的着作Cross-DressinginChineseOpera，就追溯了男旦现象的历史，其中以《梁祝》等几部戏为例探讨了异性装扮的文化成因，并对京剧男旦温如华进行了个案研究。
而JoshuaGoldstein的着作DramaKings:playersandpublicsinthere-creationofPekingopera，1870-1937第七章题目即为TheGenderingofNationalCulture，Or，TheOnlyGoodWomanIs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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