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了总结出总结出赵氏乃杂剧世家之外，还根据元代政府要求乐户世代相袭的法令以及优伶之地下社会地位，对杂剧世家及戏班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推断。
当然，可惜的是，由于资料的匮乏，这一小节的论述还不够充分，题中虽云“戏班”却并未正面论及戏班的相关情况，似有避重就轻之嫌。
论文有吴晟《宋元民间戏班说略》，探讨了古代民间戏班的起源，描述了宋元时期民间戏班的几种主要形式及其特征和卖艺生涯，分析了戏班伶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同时对明代戏班的研究中，张发颖《中国戏班史》中《明代一般营业戏班及其营业演出活动》一章以及赵山林《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中《明代宫廷与宗室演剧》《明代职业戏班的演出》、《明代的家班》三章均进行了论述，探讨了明代伶人地位与班社组织及戏班演出收入等问题。
此外还有两篇相关论文，像是欧阳江琳、李舜臣的《略论明代南戏戏班》一文对明代南戏戏班各方面进行了描述，认为明前期南戏戏班主要活跃在乡村赛社的祭祀场合，中期则开始转入城市。
且由于以求食营利为目的，南戏戏班流动频繁，彼此间竞争互补，推动了南戏的广泛流播。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南戏戏班的组织可分职业、临时以及家乐的三种班体形式，演员则以男性为主。
还有吴召明《略论晚明戏班与昆曲声腔传播》一文认为戏班在晚明昆曲声腔传播方面居功至伟，对昆山腔成为风靡全国的大剧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扩散作用。
进而从传播的角度，通过探究这一时期职业戏班与家乐戏班的兴盛原因及其对昆山腔的影响，考察了晚明剧坛繁荣的文化机制。
对清代戏班的研究，张发颖《中国戏班史》中《清代北京昆、京、秦、徽诸班的递嬗》、《清中叶以后以徽班为主的北京剧坛》两章以及赵山林《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中《清代的职业戏班与戏园》（包括职业昆班、京腔秦腔戏班、徽班等）一章均进行了论述，均主要着眼于雅部与花部此消彼长的历史进程中各大剧种戏班的生存状况。
此外，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有关戏班研究的学术论文——冼玉清的《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从清代广州魁巷“外江梨园会馆”碑记的原始资料出发，对清朝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河南、广西六省外江班在广东的班社组织、行会制度、演唱活动及其与对外贸易和本地班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胡忌《太平天国时期的昆剧》对太平天国时期为政治、军事直接服务的戏曲科班“同春班”的演出情况进行了描述，认为这不过是昆曲的回光返照。
而且，各地（也就是苏州、南京、北京、扬州、温州等地）剧坛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明清戏曲演出研究中的热点。
其中便包括了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戏班所进行的地域性考察，学者的关注点一般集中于苏州、扬州的戏班，以昆曲戏班为主。
对苏州昆班的研究有：吴新雷《苏州昆班考》分“明清时期苏州的昆曲家班”、“清代前期苏州的职业昆班”、“晚清姑苏四大昆班及其他”三个部分，对明清以来昆曲戏班以苏州为中心
向全国传播而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局面进行了阐发，并述及1921年苏州“昆曲传习所”的建立及其未昆曲培养继承人之功。
还有刘召明的博士论文《晚明苏州剧坛研究》以“晚明苏州剧坛”为研究对象，围绕晚明苏州剧坛的传奇创作和演剧活动，多维度、多层面地审视戏剧史上的“晚明苏州现象”。
因此综合考量这一戏剧现象形成的多重文化机制，发掘晚明苏州剧坛在明清戏剧发展流变中的戏剧史意义，进而深入探究戏剧艺术生存发展的某些规律。
所以他的论文的第六、七章便通过对苏州职业戏班、家乐戏班的兴起及其演剧活动的考察，分析苏州作为全国演出中心的独特地域文化成因。
至于对扬州戏班的研究有：吴新雷《扬州昆班曲社考》考察了明清两代扬州职业昆班和家庭昆班同时兴盛的景况，认为是清代康熙和乾隆历次南巡，盐商巨贾为接驾而组班献演。
所以使得扬州成了全国剧坛的中心，造成了昆腔“七大内班”（乃指七位盐商的家班，因其起始是为了接驾献演。
故《扬州画舫录》称之为“内班”，出春台班属花部以外其余均为昆班）的特殊声势。
而光绪年间“扬州老洪班”进驻上海，在集秀戏园公演了五个多月，实力惊人。
此外，扬州还流行业余的昆曲清唱，时至今日扬州曲社仍一脉相承。
像是韦明铧《教几个小小蒙童——扬剧科班实录》对近现代扬州的新新社、民鸣社、永乐社、兰字班、霞字班、鸾字班、许字班等科班进行了介绍。
此外，亦有对其他地区戏班的研究，如郭勇《清末四川境内戏班特点》一文便对清代末年川剧戏班的流动性、松散性、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充满巴渝地域性的演剧特色等进行了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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