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郝慧娜《从杜隐园日记看清代光、宣年间温州戏曲演出之盛》和黄义枢、刘水云《试论杜隐园观剧记的戏曲史料价值》二文依据日记资料对温州昆班和高腔班在花部戏的冲击下艰难的生存环境进行了描述。
戏班的组织运营方式，包括戏班组织制度、经济行为、教习传承及对外交往等方面。
对组织运营方式的社会学研究正是我们深入了解戏班存在状况的基础，也是戏班研究的重中之重。
20世纪30年代齐如山的《戏班》便对当时北京戏班的组织状况进行了相当细致的纪录，分“财东”、“人员”、“规矩”、“信仰”、“款项”、“对外”六章，基本上涉及到了戏班内部构成与外部运作的主要方面。
该书一版再版，在学术界影响很大，然而其不足之处在于仅是对京剧戏班的研究，而且资料来源未注明细，令后人在引用时难以核查。
而且自齐如山之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长期无人问津，直到张发颖《中国戏班史》问世，后来才有一些论文陆续出现。
至于对戏班组织制度的研究，如齐如山1935年出版的《戏班》第一章《财东》分为“关于独资曲演出应恢复高效率的戏班制，在民间重新找回生命力。
而解玉峰《论角儿制》对角儿制产生的原因和利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当然，需要说明，作者认为京剧角儿制（即名角挑班制）的出现时京剧班社由徽班时代过渡到京班时代的主要标志。
角儿制取代之前的脚色制主要不是“艺术体制”的原因，而是戏园的商业性推动以及演员“个人主义”名利追求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角儿制利的一方面在于其完备的竞争机制可以促进京剧艺术的发展；而其弊则在于“个人主义”的无限膨胀使得戏剧表演畸形发展而沦为一种纯粹卖弄技艺的“玩艺儿”，生旦净丑诸行当的齐头并进受到压制，名角儿和配角协调不力，争演新戏而导致旧戏失传等等。
作者认为西方新型的导演制对角儿制的代替正如角儿制对脚色制的取代一样，是历史的必然。
马萱《戏曲经励科与现代经纪人》对戏曲经励科（《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中对“经励科”定义为：“经励科是京剧班社后台服务人员的一种，为‘七行七科’之一。任务是在组班时邀角请人，俗称‘管事’或‘头儿’。
但与文武总管等管理人员不同，平时演出不负任何实际责任，只在幕后操纵人事；大都是后台经理的亲信）进行了描述，将其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经纪人作类比，认为它们的产生均是历史的必然，将在现代及将来的戏曲市场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推动戏曲适应新时代变化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而对戏班经济行为的研究，如齐如山《戏班》第五章《款项》中对办帐、加钱、茶钱、采切、打牙吉、传差、堂会、包银、学生、祭神、行头、乐器、广告费等戏班的各种款项作了一一介绍。
张发颖《中国戏班史》第十一章《戏班之经营管理》中亦分别从财务收入、财务支出两方面对戏班财务问题进行了详述。
这方面的论文有：中山大学程鲁洁《明代至清中叶戏价问题初探》一文指出戏价的变化实际上影响着戏曲的发展，厘清这一问题无疑将对明清时期戏曲的发展状况有更清晰和深入的认识。
作者认为明清戏价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明初至明中叶的戏价多保持在每出一二两银子的水平，其中若有赏银也一般是在雇价外再额外赏予一二两银。
但从明代后期开始，戏价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是“上班”动辄十几两银的雇价和丰厚的赏银，一方面是普通戏班二三两银的戏价。
而在清代的话，这种巨大的差距就不再明显，戏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几两向十几两银慢慢提高。
李静《戏钱与赏封——考察明清堂会演剧形态的别一视角》一文从演出酬劳的角度考察明清堂会演剧的形态，认为明清堂会演剧酬劳主要由戏钱和赏封构成，酬劳的获得与演员技巧、戏班声誉等相关，更与堂会观众的心情与喜好相联系。
堂会现剧者对戏曲的利用原则与利用方式，既促成了堂会演剧特有的俗规，使堂会演剧成为戏曲演出史上独其特色的形式。
还有刘庆先生的《明清职业戏班财务管理的初步考察》一文亦对职业戏班戏价的变化，职业戏班收入分类（戏班在戏园的演出收入、传差与堂会收入、“打牙吉”与“起阉”两项附带收入），职业戏班支出分类（戏班演员报酬的分配由“包银”制向“戏份”制、“打厘”制的转换），职业戏班演员收入分析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因此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在商业文化的竞争环境中，明清职业戏班逐步建立发展起了一套颇为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并且其体制是独立的，正是这种自负盈亏的运作方式孕育了明清两代职业戏班绵延不绝的生存能力，并因此催生出明清时期戏剧演出的繁盛和绚丽，对当今戏曲界的发展有一定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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