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第三，的话，严禁演员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以及先圣先贤神像。
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也显然易见，那就是为了维护皇权的威严。
因为戏曲形态与传播方式在执法过程中易于直接认定，所以禁毁立法主要着眼于此。
像是现存元代戏曲禁毁法令尚未出现对戏曲刊刻的禁毁，只有《元史-刑法志》“大恶”与“禁令”两条涉及创作者，但其它的基本上都明确宣示对演唱者的惩治。
而戏曲禁毁法令对戏曲生态发展的影响的话，怎么说呢，以实现对臣民的有效统治，对戏剧演员扮演的角色作了明确规定。
“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
这种强化等级观念的做法，显然是为了保护朝廷尊严和强化皇权。
因此到了永乐时期，此项政策得到进一步强化。
像是永乐九年七月，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
随后朱棣下旨:“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国初榜文》如果说则已经扩展到戏剧的纸本，如果说朱元璋对剧目的禁限，还只停留在戏剧的表演传播;那么朱棣的限制，那就更为全面了。
包括演员不仅不能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如果有人冒禁传播、收藏内容含有亵渎帝王圣贤的纸本词曲，也要遭到株连杀戮的严酷惩处。
还有第四，那就是严禁官宦蓄养家乐。
此处所谓的家乐，是指家庭主人自行组建、私有的小规模家庭乐班，朝廷赏赐给亲王及少数功臣的大型乐部不包括在内。
大家都知道，官妓其实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早在两汉时期就有，朱元璋建国之初虽然对各个领域进行了严厉整治，但这种制度还是被他保留了下来，并且在京师聚宝门外“建官妓馆六楼”。
不过官宦于此娱乐仅限于饮酒听曲，不得挟娼饮宿，如有违禁者，则“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
明代的女妓除了弹奏唱曲悦人视听外，还兼操妓业。
为了防止朝廷官员宿奸，朱元璋专门就此作出规定:“各处乐工纵容女子擅入王府及容留并军民旗校人等与将军、中尉俱问发边卫充军。”
事实上朱元璋挟各府将军、中尉在家行奸-妓之禁，既已阻断了朝廷官员与女妓私密接触的机会，女妓不能进入仕宦家庭，自然也就消除了仕宦家庭蓄养女乐的可能。
仕宦家庭蓄养女乐遭到禁止，蓄养男乐同样是不可能的。
一般来讲，家乐成员来源有两类，或由家庭内部成员(诸如妾)自行构成，或由买进的外来人口充任。
朱元璋禁止业外人员涉足剧坛演出、以及禁止倡优与仕宦通婚的禁令，已经阻断了家乐成员来源的第一条途径;。
此外，明律又对公侯和品级官员使用奴婢作出明确规定:“公侯家不过二十人，一品不过十二人，二品不过十人，三品不过八人。”
《民政》表面看来，官宦使用奴婢属于合法行为，而实际上这条律令则是朝廷对官宦使用奴婢的规限，即官宦可以使用少量奴婢来完成必要的日常杂务，蓄奴婢以供娱乐显然是不允许的。
此项规定可谓阻断了家乐成员来源的第二条途径。
再者，蓄养家乐需要大量的财力作为基础，建国之初，朱元璋大肆“芟夷豪族，诛求巨室，于是人以富为不祥，以贵为不幸”。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个人失去了占有巨额财富的可能。
再说即使拥有蓄养家乐的经济实力，也因惧怕遭遇不测而不敢显富;所以当时实已杜绝了蓄养家乐的可能。
及至宣德年间，此项禁令曾一度放松，官宦于妓馆娱乐之风渐行。
但因这类行为放浪悖礼，致使朝务多废，难为朝政所容;因而朝廷很快又重申戏曲禁令。
包括为了遏止此风，在都御史顾佐的奏请之下，朱瞻基下令尽行革去官妓之制。
此番官妓制度的废黜，昭示明廷禁止仕宦蓄养家乐的坚定态度。
依明代律政，一般前朝制定的政策，尤其是洪武朝制定的政策，往往会成为后朝恪守的准则。
朱元璋生前对此曾做出明确要求:“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永为不刊之典。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立法制，革胡元弊政。至于开导后世，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俾子孙世世守之。”
可见明初对戏曲所作上述禁令，本意是要确定朝廷管理戏曲的主要依据。
但到了正德之后，由于纲纪严重废弛，这些规定再也无法被严格推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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