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宋代诸路之中，转运司路在北宋时分为5等，有轻重、远近之别。
大约即如元佑二年(1087年)文彦博在论及官员差遣除授次序时所说，河北、陕西、河东三路为重路，成都府路次之，京东西、淮南又其次，江南东西、荆湖南北、两浙路又次之，两广、福建、梓、利、夔路为远小。
至徽宗朝，设京畿路，又在三路之上。
南渡后，不再分等，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与南宋时三路、京东路、京西北路已失，川峡四路又因战时不可事事遥制，而置四川安抚制置使、总领所等要职，成都漕已无复昔日之重等因素有关。
以至《方舆胜览-成都府》条言“成都路漕置司成都，宪置司嘉定，而漕不及宪”。
至于提点刑狱路则无路分轻重远近之别。
时提举常平司已废，绍圣时(1094年-1097年)始复，其路分当同于提刑，亦无路分轻重远近之别。
宋于一路置帅司与漕、宪、仓等监司，因此一路军政主官应不少于4员。
实际情况是，北宋时，诸司除帅臣由一路首州知州兼任为1人外，其它如漕司则往往是两员并置，三路甚至多达3至4员。
提刑司则多是文武两员，而仓司亦置1至2员。
因此，实际上，北宋路一级军政主官常多达5至7员，而南宋时，则要少些。
转运司，“绍熙(1190年-1193年)以来，使副、运判不双除”，一路始置1员。
提举司，不少路分由提刑司官员兼领。
因此，一般只有3至4员。
漕、宪、仓三司，作为路级监司，负有“分部按举”之责，须互分州县，遍巡所部。
转运、提刑司按部两年1周，提举司按部则1年1遍。
因此，景佑元年(1034年)五月与皇佑三年(1051年)十一月，两次申命，“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廨宇同在1州，非所以分部按举也，宜处别州，仍条巡察之令以付之”。提举司后置，亦用此意。
从实际设置看，多数路分的仓司与漕、宪两司同州，但亦有不少另置于他州。
如河北西路提举司置于定州，两浙路初设时置于苏州，江南东路则始终置于池州。
甚至一些路分转运使副两司亦不在同1州。
如京东漕，景德时(1004年-1007年)分治于广济军与青州;梓州路两转运司也曾一度分治于梓、遂两州。
路级诸司不在同1州内，除了出于“分割事权”这样1种考虑外，应与便于巡按、行政有关。
宋朝一路监司为就近便，“岁以所部州县，量地远近互分定，岁终巡遍”。
如江南东路，漕司置于建康府，宪司置于饶州，仓司置于池州，理宗时，救恤灾伤放税，真德秀即建议，将江南东路的州县分成若干小区，“建康府、太平州、广德军常(当)责之安抚转运司，宁国府、池徽州当责之提举司，饶信州、南康军当责之提刑司”。
由于一路的军政机构分散在数州，因此，有重大议案，就须诸司至1地会议。
如河东路提刑司在太原，哲宗时，毕仲游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比缘岁事，出至旁近郡，欲归而得漕台公移，会议役法，因径到上党，论有不决者，少为淹留。及归太原，始得所赐教翰。”
因此，宋代的路级政区与政府实际上是复式合议制的高层政区与政权机构。
与前此历朝单式一长制高层政区与政权机构迥异，是有宋一代在我国地方行政制度建设上的创新与贡献。
所以宋朝是以转运司为主体的地方行政体制。
因为宋代路级诸司之中，以一路首州知州兼任的帅司地位最为尊崇。
转运司次之，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又次之。
宋朝官职有职、官、差遣之别。
由于差遣为治内外之事的实职，故时人“以差遣要剧为贵途”。
至于唐代以来的职事官，宋时已蜕变为寄禄官、阶官，仅“以寓禄秩、叙位着”，故不为时人所重。因此，衡量路级诸司的地位，当以差遣高低为别。
宋朝差遣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大抵已有条贯。
仁宗嘉佑时(1056年-1063年)，司马光所上《十二等分职任差遣札子》，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实际运作的情况。
他是这样划分的:“宰相第一，两府第二，两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杂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转运使第五，提点刑狱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县第九，幕职第十，令录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
“其余文武职任差遣，并以此比类为十二等。若上等有阙，则于次等之中择才以补之。”
十二等差遣又可分为两个层次。
其中，知州军以下为常调差遣，而提点刑狱以上则为出常调差遣。
因此，转运使资序要比提点刑狱高。至于后出的提举常平则在提点刑狱之下，约与知州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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