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北宋一路首州知州则不然，多由朝廷侍从乃至退位宰执等重臣充任。
对于帅臣的资序，范祖禹说得很清楚，他说:“将帅之选，多出于监司。”
“先自远路，渐擢至京东西、淮南，其资望最深、绩效尤着者，乃擢任陕西、河东、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召为三司副使。”
“其未可辍者，或与理副使资序，自副使出为都转运使。夫自初为监司至三路及三司副使者，其人年劳已深，资历已多，缘边山川、道路、甲兵、钱谷，皆所谙知，故帅臣有阙，可备任使。”
正因为如此，故宋人常目帅臣为藩镇，必须加以防范。
熙、丰(1068年-1085年)改革之初，知青州欧阳修自作主张地中止了京东东路青苗钱的发放，被王安石斥之为“殊不识藩镇体”，便是1个极好的例证。
此后元丰至绍兴，数次颁诏，规定提举官的资任依转运判官。
而宋制运判位在通判之上，与知州叙官位，故言。
卑临尊、以小制大的精神。大臣“出临外藩，即转运使所部”。其合申转运使公事，“亦书姓名于监司之前”。
转运使名位虽卑，但得按视其府库，“劾宰执侍从之臣”。
故宋人常津津乐道其制度之得体，认为汉州牧之制、唐节度兼观察之制，皆不及本朝防微杜渐之严。
因此，建炎之初(1027年)，李纲请置帅府、要郡，被认为是复方镇之制。
以此之故，议者始终不同意“如方镇割隶州郡”，不同意授予节制之权，不同意削减上供财谷。而是以“兵事皆属都统，民政皆属诸司，安抚使特虚名而已”。
故南宋高、孝时人吴儆尝叹:“所谓帅臣者，虽名为一路兵民之寄，其实一大郡守耳～”
因此，毫无疑问，有宋一代，始终严防地方割据，始终坚持以转运司为主体的地方行政体制，从未动摇。
开禧元年(1205年)，臣僚所言也证实了这1点，该臣言:“宪、漕诸司之势必行于郡县者，以刑狱之冤滥，讼牒之稽违，财赋之欺隐，诸司皆得以察之。”
“下至当职官之去留，承行吏之罢复，诸司皆得以专之。至诸司耳目之所不接，又巡按以及得之，故郡县于诸司财赋类不敢亏。”
所以说转运司是宋代高层地方政区的政府。
要知道在路级监司之中，转运司设置最早，五代时就已出现。
至宋朝立国之初，已是“一路之事，无所不总”，俨然成为地方高层政区的政府。
首先，从其本身的理财职能来看，它“经度一路财赋”，了解盈虚有无，筹办向朝廷上供的钱物;年终计算各州县的出入，盈者取之，亏者补之;每年巡行所部，检查储积和帐册。
转运司在财政方面的具体职责一般有5条:1是户口的增减;2是土地的荒辟;3是盐、茶、酒税的增亏;4是上供、和籴、和买物品，不亏于年额抛数;5是申报朝省文字和帐册、案卷齐备。
这清楚地反映了转运司作为高层地方政府的性质。
其次，与后设的提刑司、提举司相比，转运司的这一地方性质更为明显。
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七月，始命各路提刑司拘收本路转运司所桩管的缺额禁军请受，年终向枢密院申报数目。
同年八月，以“诸路财赋，岁入岁支，转运司多不尽心，惟称阙乏”，故令转运司“自今三年一供”，“送提点刑狱司驱磨保明，上中书点检”。
南宋孝宗时，诸路经总制钱并委提刑司督责。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提刑司在财政上是代表中央的。
提举司是新法机构，它负责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在本路的推行与相关财务。
但它通过新法所获得的赢利一般归入朝廷封桩范围，除雇役钱外，不负担本路经费开支。
并且，从此以后，转运司财赋隶属于户部左曹，常平司财赋隶属于户部右曹。
由于财赋有了地方与中央之分，由于转运司更多地代表地方的利益，因此，它常乘兼权常平司的机会侵用其财物。
元丰元年(1078年)十月，判司农司蔡确所言，就明白地揭示了这1点。
他说:“诸路提举常平司旧兼领，转运司极有擅移用司农司钱物。”
“自分局以来，河北东路提举司申，转运司所移用钱二十余万缗。”
“江东提举司申，转运司所移用钱谷十二万余贯石。盖转运司兼领，则不能免侵费之弊。”
“今川广等路未有提举官，并转运司兼权。及提举官假故，亦转运司承例兼权。欲乞提举司阙官处，令提点刑狱兼权。”
“如廨舍稍远，即量留吏人照管官物等，委知州或主管官就便提辖。”
“其提举官时暂在假，亦委知州或主管官权本司文字。”
南渡后，东南地区，常平、茶盐两司合而为提举常平茶盐司，主要负责中央财赋主要来源的茶盐专卖及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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