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据现有材料难以对此过程展开全面的论述，但也不必灰心，因为相关历史文献中不乏这方面的记载:
像是(黄伟)公生于康熙四十四年丙戌，……乾隆四年己未岁试，邹学称赏，即取以冠童军进学。……吾族文科，自公伊始，由是教泽长留，功业永播。得额土目充乐贡里一甲总约，
已经讨照，假总约之名，俾乐贡人民尽归宇下，任其驱使。
惟公爱遍一里，忧深百世，出头诉讼，造退土目，追回约照，振济四民。……乐贡一里，至今犹颂。
也就是黄氏通过接受汉人礼俗、积极读书应举等举措走向绅士化，确立了本家族的优势地位。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土改”前，普底的土地基本上属黄氏所有，其他民族(包括许多汉人)或其他姓的人大多是黄家的佃户。
黄姓的威望还来自于比周围的汉人还要高的汉文化，祠堂修得好，谱也修得好。
因此从某种角度上看，黄姓的优势一直延续至今，1949年后乡、区、县乃至整个毕节地区的党、政部门领导有很多都来自普底黄氏家族。
可见科举文教的扩张，的确很强烈地冲击着原来勾政权中的正统文化。
这种文化的载体——彝书面临着逐渐散佚的危险，像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一位叫黄继的彝人曾发出感慨:
余上世祖考世系，往往迭出于夷册书籍，而当今圣朝专以四书三坟五典之道统一天下，而夸册字迹恐愈久而磨灭殆尽，后世之子孙即欲考而失据，能不私心悼叹而隐忧先世之失传哉～
包括《(彝族)杨氏支谱》亦称:
自改土而后，夷书之散佚多矣。
政治特权与正统性的丧失，使彝书的传承者——布摩的神圣光环逐渐暗淡。
布摩逐渐成为一种单纯从事祭祀、占卜、看风水的职业，与统治权力无关，并且这种职业这许多地方还面临着佛教的挑战，请和尚做道场、解生、预测在大方普底等地逐渐普遍化。
在这种背景之下，跻身布摩阶层的途径变得多样化起来。
而且需要说明，同其它彝区一样，黔西北彝族的构成相当复杂，大致有黑彝、白彝两种，此外还有红彝等。
通常认为黑彝是贵族，在经济上与政治上都有雄厚的势力，而白彝等则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即所谓的“黑贵白贱”。
许多被访者声称土目全是黑彝，但也有人将土目、黑彝、白彝自上而下分成三个等级，有一些人甚至告诉我白彝、黑彝都有当土目的。
不过从总体上看，1949年前黑彝占有经济优势，而白彝人口众多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
当然，也有很多彝人都反对“黑贵白贱”之说，他们认为，彝书中有青、黄、黑、白、红五种彝人，这是按五行方位的颜色属性来区分的，没有包含等级的意思。彝族社会只有职业分层，如红彝即匠人。
黔西北的黑、白彝之间并非在种族或文化上有多大差异，二者的区分可能是在某个历史阶段君长国的掌权者们强调自己的特殊身份时所导致的结果。
至迟在明代，已出现了黑、白的等级差别，嘉靖《普安州志》云:
罗罗则有黑白之异，黑者贵，白者贱。
这是比较早的记载，之后许多士大夫们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康熙前期贵州巡抚田雯称:
何谓卢鹿，水西之罗鬼是也。族众而地广，故力亦强。
所辖四十八目，八目之下又有九扯九纵，百二十夜所，皆黑种为之，而白者其部落也。……(罗罗)有黑白二种，居平远、大定、黔西、威宁者为黑罗罗，亦曰乌蛮，黑大姓，俗尚鬼，故又曰罗鬼。……白罗罗，永宁州慕役司及水西皆有之，一曰白蛮，与黑罗罗同而为下姓。
因为统治阶层以黑为标签，所以与君、臣并列的布摩应当是黑彝。
但现在的布摩世家大都是白彝(即白布)，而黑彝布摩(即黑布)则非常少。
学者们对此的解释是，改土归流后布摩的社会地位日益衰微，其职能从为整个部落祭祀逐渐变成为家庭或个人祈福免灾，黑彝贵族因此不屑为之，布摩的角色遂主要由白彝担任。
于锦绣等人还声称发现了这一变更的种种痕迹，他们在威宁了解到，黑彝家做法事，如请白布(摩)，必须同时请黑布，如果请到高明的黑布，则毋须再请白布——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发生，因为黑布大都不愿认真钻研经书，手段难以高明，但黑布即使不会念经，也是名义上的正式布母(摩)，白布只能算其助手。
黑布在祭场上什么也不做，但报酬要分享。
其实，改土归流不仅冲击了布摩的地位，而且还悄无声息地瓦解着黑、白彝的观念。
像是上文提到，黑、白的区分并非建立在种族与文化上，而是统治阶层表达与强化优越感的一种方式。
改流运动摧毁了原有的权力结构，然而土目在很大程度上还握有基层社会的实权，并且黑彝的经济优势不可能很快消失，因此黑、白彝的“贵贱”之分还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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