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安国瑞自己也清楚，这些想像与推理欠缺确凿的证据，所以他并不真正准备打一场官司。
后来因为贫困，他将所佃土地陆续“出当”给汪老满、陈老三、傅小二等人，获“地价银”180两。
一场惊动圣听的诉讼由此引发。
因此我们结合上文所讨论的“当地”，易知这里的“地价银”当系指押金，并不意味着土地已被卖出。
但这显然激怒了安秉健，嘉庆十四年(1809)十二月，当他风闻自己的土地被当后，立即派儿子安觐光前往查问。
安国瑞拒不承认，并斥责东家不应诬赖。
安觐光一面回骂，一面声称迨查访确实，将赴官具控，扯土另佃。
看来，尽管对承佃人的行为极端不满，但地主并不能轻易解除租佃关系，除非能找到恰当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安国瑞不但出当田土，并且还将部分土地转租他人，安秉健对此似乎并未加以反对。
容忍转租而禁止出当，或许是因为当地的押金太高，一般佃户难以偿还，容易导致地权纠纷的缘故。
安秉健后来找到了安国瑞的转招佃户阿戈，终于获悉承当人姓名及当银数目。
安国瑞听说后，认为官司已不可避免，决定先发制人，他选择了一个超逾规矩的方式——京控。
安国瑞并没有足够的盘费，他从威宁起程后，沿途算命，餐风宿露，抵京时已是嘉庆十五年(1810)九月。
他自己写了状子，拦住某位军机大臣的仪驾，控告安秉健几大罪状:
一、齐家沟坡、发舍块、载茹、发嫩扣、别鲁块、别苏、猴子岩、狮子硐、法盖、以云等十余处田地本系自家祖业，被安秉健之祖安巡如霸占并骗去执照，自己的祖母、父亲则被强押为佃户。
二、安秉健招引匪徒、霸占民业、杀人放火，引起安士照等人的控告。
三、私自科敛、摊派，强迫苏友松、阿鲁约、杨受保为佃户。
四、私派寥文富为乡约，作恶害民，滋扰村庄，而安觐光每年巡边一次，强令各佃户宰牛杀马款待，如有违抗，即将该佃户佃耕之地另佃他人。
五、招养讼师，控占他人田地，勾通书役，掩饰朦胧，出入州道衙门。
六、安秉健之子安觐光拷打白磨鲁固致死。
这位军机大臣接过状纸后，立即上奏嘉庆皇帝，把安国瑞交刑部讯供，之后又奉御旨，将其递解回黔审办。
黔抚鄂云布当即委侯补贵阳知府孟正笏、大定知府安嘉相亲赴威宁州，同该州州牧郑五典一起调查、审理安国瑞状词中所提及的案情。
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二十二日，护理贵州巡抚印务布政使齐布森遵旨向嘉庆皇帝汇报审理情况:
一、齐家坡、发舍块、载茹座落在云南镇雄州，原系逆犯法漏在约的产业，被收归官府变价发售，雍正十年，安秉健之祖安巡如当官承买，执有镇雄州给与管业的印照，每年纳税粮五石八斗一升，在镇雄州完纳。
发嫩扣、别鲁块、别苏、猴子岩、狮子硐、法盖、以云等七处田地系安秉健祖业，额粮二十一石，在威宁州实征册内有安巡如的户名，并有每年在威宁州、镇雄州的完粮串票。
发嫩扣、别鲁块系安国瑞佃种，有双方订立的佃约可凭。
二、所谓招引匪徒、霸占民业、杀人放火之罪名，原系安士照与安秉健争产，“告官被责”，遂起意陷害，于乾隆四十八年赴官诬告，经审明后安士照已被判处充军。
至于强押苏友松等为佃以及科敛等情，系黄美伟从中唆讼，各教唆、诬告之人已于乾隆五十八年依律惩处。
三、寥文富并非乡约，而是安秉健任命的头人，每年负责向各佃户家催收租粮，如果安觐光每年强迫佃户供应，寥文富作恶乡里，滋扰乡村的话，为何并无别人控告，安国瑞必系诬赖无疑。
四、招养讼师勾通书役一节，经讯据，安秉健供称延请云南岁贡柯春在家教读，并非讼师。
而柯春亦称只在安秉健家教读，并无干预州事。
安国瑞对此无可指证。
五、白磨鲁固向在铅厂佣工，嘉庆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因患病回家，医治无效，于十三日病故。
六、以上事实安国瑞无从狡辩，理屈词穷，对私当地土，将银花用，畏惧控追，捏词诬告等情供认不讳。
最后，齐布森建议，安国瑞系边省夷人，冲突仪仗，妄行奏诉，所控全虚，应从重处罚，杖一百，发遣黑龙江给军人为奴。
其所私当之田土，令安国瑞家属给还承当人银两后收回。
至于发嫩扣地土，系安国瑞之祖母向安秉健之祖佃种，已经数代，应由安国瑞之弟安国荣继续耕种，安秉健不得另佃他人。
“安国瑞控案”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早在乾隆九年(1744)，毕节县就发生过一起惊动黔、蜀二省的“猓民”佃户与土目苏文玉的争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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