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还需要说明，清朝统治者注重兴办学校，读书不再是土司子弟的特权。
再加上广西教育事业十分兴盛，有儒学、私学、书院、义学。
广西在桂林设置居多，以南宋的宣城书院，及雍正、道光年间设置的秀峰书院、桂山书院、榕湖书院并称为“桂林四大书院”。
据统计，清代在广西壮族地区共设书院187所，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其中文进士585名、武进士57名、文举人5075名、武举人1104名。
这些从当地通过科举走出的仕人，既通晓夷情又有学识，成为改土归流之后重要的流官后备人才，为改流的顺利进行和流官政权的巩固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这其中其实还有军事原因。
因为大家也有所了解，西南方诸省与多国接壤，地势险要，其中关隘多被土司占据，而且土司各自为政，不利于加强边疆边地的戍守，因此出于军事需要，巩固边防，需要扫除土司，清理边关障碍，保证边疆稳定。
像是雍正六年，鄂尔泰对澜沧江内茶山土司、孟养土司用兵，清军持斧开路，“于是深入千里，无险不搜”，通过这次大规模清剿土司，使江内土司全部改流。
这次改流给邻国起到了震慑作用，景迈、老挝两国皆来进贡，可以说达到了一石二鸟的功效。
由此，改土归流在军事上可以达到了稳定边疆、巩固国防、树立国威的目的。
至于改土归流的措施，怎么说呢，简而言之，在雍正六年至九年（1728-1731年），雍正帝任命鄂尔泰为滇、黔、桂三省总督，主持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事宜。
鄂尔泰改流方法为“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
“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既是用计擒为上策，以兵剿为次”，使其自动投献为上策，勒令纳土为次；既要用兵，又不专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慑，力争以政治和平手段招降。
他要求调整贵、云、川等省边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以便有统一行政权，使地方官吏相互行事。
雍正帝对此甚为赞同，令其全权办理。
鄂尔泰首先平定贵州长寨土司叛乱，这是改土归流第一役，设立长寨厅(今贵州长顺)。
不久，又将原隶属四川的乌蒙﹑镇雄﹑东川三土府划归云南管辖。
鄂尔泰摧毁了叛乱的乌蒙土知府禄万锺和镇雄土知府陇庆侯的势力，改设乌蒙府和镇雄州。
云贵改土归流声势浩大，很快冲击到广西地区。
到了雍正五年，清廷因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叛逆而革去其职务，在其属南盘江以北地区设置永丰州(今贵州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划归贵州统辖。
与云贵广西接界的四川、湖南﹑湖北等省的土司，本来就靠近内地，土司势力较弱，在形势压力下，纷纷交出世袭领地及土司印信，接受中央改流。
在改流过程中，根据土司受降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
对自动交出土司印信接受改流的土司，给予赏赐，或是给予世职，或给予现任武职。
对抗拒不服从改流的土司加以惩处，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将其迁徙到省外，另其给田房安排生活。
使西南地区“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
雍正一朝共革除土司220家，鄂尔泰主政西南时期占到一半，共112家。
在清初年，广西壮族土司实力较大的有泗城、田州、龙州、东兰为数不多的几个，雍正五年(1714年)，泗城土司岑映宸因叛逆被改流后，广西没有府一级的土司了，雍正三年（1725年），龙州土司辖区被分解为上龙土巡检司和下龙土巡检司，后又将下龙巡检司彻底改流。
雍正七年，东兰土州被一分为二，东院6地被改为流官制，设流官知州，其余6地仍按旧制，但是降级为土州同。
经过这次整体把大改小，局部彻底改流，土司领地大为缩小，势力被严重削弱，各土官也已感觉到自己统治已到末日。
而具体改流类型的话，像是有因土司犯罪而被改流的。
的确，清政府很好的利用了土司犯罪的机会，趁机将其辖区改土归流，这是一种主要改流原因。
像是在康熙时期，龙州土司赵殿烘生活腐败，晚上在凤凰山顶上点燃两盏巨型大灯“亮如白昼以为乐”，后因修建土城被太平府弹劾，全家被迁往桂林，后又被迁往江南。
雍正三年，清政府把土龙州分析为上龙巡检司和下龙巡检司，任命赵墉为下龙巡检司。
而赵墉“暴敛横行”，激起土民反抗，于雍正七年被彻底改土归流。
雍正初年时期，南方诸省出现散札、割人发辫等极端活动，有人到处散布“瘟疫鬼魅”、“天下大乱”等谣言，制造恐怖，骗人钱财。
雍正七年，清军在泗城一代搜捕号称“盘王”的归顺人李布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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