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雍正时期的密折人员数量之重远超前代，怎么说呢，据统计，在康熙朝有密奏者约百余人，而到了雍正朝，这短短的十三年中，密奏者数量达到了一千一百余名，算是惊人扩张了。
这是因为雍正扩大了提奏人的资格范围，具有奏密资格的官员官职大到内阁学士、布政使司，小到知府、同知。
奏折的内容千差万别，不胜分类，上至军国要事，下至身边琐事，无一不包。
雍正曾下旨说：“不特尔闽省事情，即别省吏治、戎政以至廷臣臧否，朕之一切举措或得或失，但有听闻，不必待访的确，先即密奏以闻”。
雍正把密折人员作为自己的耳目，把触角延伸到全国各处，皇帝特许的下级官员可以通过密折直接向皇帝弹劾上级长官，使各级官员彼此监督，上下牵制，使各级官员都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中央集权达到极致。
当然，之所以如此，也是有所经济背景的，像是在当时，举行了很多的改革，例如耗羡归公。
所谓的耗羡归公是指地方官征收钱税时，以耗损为由，多徵钱银，清雍正间通过定火耗以增加各级地方官薪给的重要措施。
而清承明旧制，官吏俸禄较低，官至极品俸银不过180两、禄米180斛，而七品知县年俸仅45两，州县官员不能借以维持生活，于是有所谓耗“耗羡”，是指正税之外无定例可循的附加税，上级官吏也是默许州县官在收税时加征银两。
雍正二年正式实施耗羡归公，这项政策最早在山西推行，雍正二年七月，正式推广至全国，将明朝时期以降的“耗羡”附加税改制为法定正税，并规定以制度养廉银，起到遏制地方官吏任意摊派行为。
雍正二年（1724）下旨实行耗羡归公，同时规定各省文职官员在俸银之外，增给养廉银，这样保证了底层官吏的生活费用。
各省根据本省实际情况，把每两地丁银明加火耗规定为数分至1钱分银不等。
耗羡归公后，作为政府正常税收，统一征收，存留藩库，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酌情给本省文职官员作为俸禄。
这一改革措施集中了征税权，增加了财政收入，减轻了人民的税务负担，增加了官吏的俸禄，对整顿吏治，净化官场，减少贪污起到了积极作用。
还有就是摊丁入亩，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将历代相沿的赋税征收并入田赋征收，这是一种新的征税制度，也是雍正帝在经济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摊丁入亩废除人头税，只按地亩数进行征税，将各省人丁数订为常数，把丁税数额均摊到粮税，以后新增的人口数不再计税。
摊丁入亩的实行，简化了征税流程，自耕农得以生存，使底层劳动者摆脱了永远戴在自己身上的丁役枷锁，人身自由得到解脱，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迁移，使社会经济活动流动起来。
以及整顿国库，要知道康熙晚年由于采取“仁政”，各级官员侵占国家钱粮现象十分严重，据统计，只江苏一省，最高拖欠国库粮钱时达881万两，而康熙时期对亏空钱粮负责的官员处罚力度颇轻，对官员的违法活动不具有拘束力，加重了盗取国库钱粮的行为，各级官员挪用公款、侵吞国家财产等违法活动日益猖獗，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国家财政犹如空中楼阁，岌岌可危。
到雍正执政后，警告官僚“尔等若仍如康熙年之奉行，恐朕未必能如先帝之宽仁容恕也”，后着手派人清查国库，制定相应政策打击各级官员侵吞国家财产行为。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在向各省负责钱粮的官员下旨时言：“各省库项亏空，动盈千万，是侵是挪总无完补，耗蠹公帑，视为泛常，尤为不法，宜严革前弊，永杜侵挪”，并且成立由其十三弟怡亲王允祥负责的“会考府”，专门审核钱粮奏请，对发现官员有侵占国库钱粮非法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处罚手段也较康熙时期严厉的多，一旦发现有亏空钱粮官员，首先一律革职，然后追究上级官府责任，并令其限期弥补、追回欠款。
像是雍正二年八月，雍正令刑部制定更加严厉的处罚办法，明确处罚标准，规定如有官吏挪用银一万粮以上至两万两者，发配充军，两万两以上者，处斩，如在限期内追回，可免死罪。
在有效的高压政策之下，中央部门及各省侵吞国库现象日益减少，把康熙晚年各省欠款追缴基本完毕。
此项处罚政策一直贯穿雍正朝，据统计，雍正末年，追缴赃银储存在“封椿库”的可供20余年之用。
整顿国库，改变了官场风气，清理了多年的官场积弊，同时也减轻了人民负担，积累了财政收入，再清理亏空过程中，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稳定了雍正的执政地位。
除了这些外，还有人才储备。
众所周知，国家的兴盛取决于对人才的使用和培养，雍正即位之后，急需一只高素质的官吏队伍，反复强调“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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