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于将刘邦的皇后吕雉称呼为“吕后”，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太后。
刘邦刚刚死去，吕雉就收到北部邻居匈奴的一封国书。在国书中，匈奴的单于冒顿轻佻地向吕后求婚：“我虽然是生长在牛马群中的粗人，也曾数次游历（抢劫）中国。
听说你们的皇帝刚刚死去，你现在成了寡妇，恰好我也是单身，不如我们互通有无吧（嫁给我吧）。”
面对这封带有羞辱意味的国书，吕雉这位汉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只能忍气吞声。她知道，帝国经济根本不能支撑对匈奴的战争。然而，从吕雉开始，仅仅不到一个世纪，破败的汉帝国就一跃变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直接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匈奴骑兵赶到了西欧，让罗马帝国受尽了欺凌。吕后末年，西汉单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已经突破了三千四百斤，这不但是西欧一千五百年后的劳动生产率，也远高于1978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二千二百四十斤）。应该说，中西文明争霸就是从汉帝国驱赶匈奴开始的，在第一轮交锋中，西欧完败。西汉帝国究竟是如何一举由弱变强的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赋予了汉帝国击溃匈奴的能力？
是什么原因让这片原本破败的土地创造了当时世界第一的劳动生产率？
遗憾的是，我们的史书记述的是帝王将相，至于经济成因，尘封的故纸堆没有告诉我们答案。所幸，除了这些随着时间停滞的古文字，我们还有现代考古学。
1983年12月，湖北省荆州市出土了一份汉代竹简《二年律令》，意思是吕后称制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法律。这些带着腐土气息的竹简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史书中从未记载的吕雉。
吕雉继承发展了刘邦的土地政策，帝国中央政府把授田范围扩大到全体臣民。各级政府先统计刘邦时代得到田地的退役士兵，对未得到土地的人登记造册，长期没有土地的人排名在前。最后，县令根据名册给无地之人授予土地。
全体国人被划分为六等，最高一级的“侯”可获得田地九十顷，最低级的“庶人”
可以获得田地一顷，就连犯有轻罪的犯人也能在释放后获得半顷田。
“侯”与“庶人”，90∶1，看起来贫富差距还是蛮大的。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侯”是战争时代的功臣，整个汉帝国只有一百一十三个“侯”，其他五等中最高级的“大夫”（高官）也只能获得二十五顷田。此后，任何一个王朝“大夫”级官员与普通人的贫富差距都远远超过了25∶1。
连接官员与庶民的纽带，便是税收。
吕雉坚决执行了一项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税收政策—“十五而税一”，换算一下，吕雉时代庶人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为6.6%，而且，没有累进税率。
《二年律令》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秦人以军功授田，刘邦以服兵役为代价授田，只有到了吕雉才真正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均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土地私有制度，每一个最普通的庶人都获得了土地，整个社会实现了孟子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理想。这是无数先贤追求的大同世界梦想—“耕者有其田”，请注意，我没有说这是“耕者有其田”的雏形，而是实实在在的“耕者有其田”。
后世，无数帝王都想模仿吕雉“均田”，却无一不铩羽而归。不是吕后比别人更聪明，更不是吕后有多么灵活的手腕，而是因为，汉初之时，从六国贵族到刘邦分封的异姓王都被剪除，旧有的既得利益者已经被消灭殆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还不成熟，任何官僚都不知道如果不按《二年律令》分配土地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对包括吕雉在内的所有人来说，未来都是一片模糊，所以大家只能按照相对公平的方法平均田地。这种混沌初开的情况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模糊面纱”，在“模糊面纱”
条件下，利益集团不可能剥夺普通人的财富，一旦打破平衡，任何利益集团都可能被称为剥夺者。
看到辖内的庶人，吕雉知道人民安居乐业才是大权一统的根本；但是每次看到刘邦留下来的同姓王，就如同刘邦看到当年的异姓王一样，这些人让吕雉距离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样很遥远。
授田政策执行了十年后，帝国的财富开始增长，吕雉一定觉得自己可以下手了。
和刘邦一样，她最初对付同姓王的法子也是改变币制。
吕后二年（为汉惠帝去世后的第二年。），吕雉下令禁止民间铸荚钱，由朝廷统一铸“八铢钱”，八铢钱模仿秦半两，在货币史上被称为“本秦钱”。吕后规定，荚钱此后在帝国境内不得流通，最要紧的是，诸侯向朝廷纳贡时要缴纳八铢钱。政策的目标是禁止诸侯用荚钱忽悠自己，这样朝廷的收益比较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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