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土地政策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社会结构：皇帝是社会最高层，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拿皇帝的钱，逐级管理小农；最底层是万千小农，他们对帝国纳税，用自己的血汗钱养活帝王与封建官僚。
年轻时刘邦混得相当不怎么样，经常去酒馆赊账，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期的不良信用记录。至于后来这位皇帝有没有还钱，史书却没有记载。史书只告诉我们：在陈胜吴广的激励下，这位曾经赊酒账的“亭长”从事了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造反。
造反的成绩很卓着，“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胜利后的刘邦一定很郁闷，战乱极大地损耗了社会财富，史籍有记载的战争死亡人数就在百万以上，项羽在攻入咸阳的时候又一把火烧掉了阿房宫。刘邦登基的时候，堂堂皇帝居然连区区四匹白马都没凑齐，丞相、大将都要坐牛车上朝，社会经济之凋敝可见一斑。
环顾汉帝国的版图，皇帝突然发现自己说话并不算数。当时全国四十五郡，有三十个郡在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韩王彭越等十七个异姓王手中。表面上这些异姓王对刘邦也算尊敬，每年都向他缴纳供奉，只不过把铜钱的重量缩水90%。古人给这种钱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荚钱”，“荚”是一种豆科植物，与浮萍意思相近。
看着国库里这些破烂的荚钱，刘邦或许意识到自己距离至高无上的皇权还很远，只要有异姓王存在，刘邦就不可能实现“大丈夫当如此”的理想。异姓王都是刀头舔血的暴徒，断然剪除必天下大乱，于是，刘邦想到了一个法子：重申秦帝国的铸币标准，要求帝国臣民使用重十二铢的秦半两。更重要的是，异姓王的三十个郡也必须向朝廷缴纳这种足值的秦半两。
刘邦所铸秦半两很快就被诸侯回炉，再次铸成了荚钱，人们一旦拿到足值的秦半两也会藏在箱子底。这就是着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如果良币和劣币同时流通，良币会逐步减少，市面上流通的将都是劣币。
诸侯依旧向刘邦缴荚钱，货币流通还是一团糟，至于粮食价格，则一飞冲天。汉初，每石粮食从五千钱暴涨到一万五千钱，至于当时的奢侈品—马匹，则上涨到每匹百金以上。
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实在撑不住了，宣布官方货币减重为三铢，实际上承认了荚钱的合法地位。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详细记载的大通胀，为争夺财富，皇帝和诸侯竞相对货币减重，谁的钱最破，谁在市场上就最有竞争力。
货币减重无疑会危及帝国经济，但是重建货币信誉的基础是帝国有良好的实体经济。为重建帝国经济，在实行货币减重的同时，刘邦推出了自己的土地政策。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将秦朝王室公田、官田、池林分给自己的士兵：普通士兵每人大约能获得一百亩土地。
自从铁器成为普通农具，中国人始终未曾真正有过自己的土地。战国七雄征战不休，嬴政把劳动力都弄去啃砖头，跟着就是楚汉争霸，是个男人都被拉出去当兵了。
士兵是一柄双刃剑，既然可以与项羽作战，当然也可以吞噬刚刚建立的汉帝国。其实，没有谁天生就是暴力机器，只要有稳定的生活，谁也不愿意靠舞刀弄枪吃饭。
绝大部分士兵都是普通人，他们只想平静地度过一生。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平静的一生需要稳定的收入；在农耕社会，稳定的收入需要一定数量的土地，即使刘邦这样的流氓也向往田园生活。
赐予士兵土地，士兵也就实现了这个梦想—“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这是皇帝颁给帝国士兵的最高奖赏。一旦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士兵就成为汉帝国最忠心的扞卫者：谁想打破我的铁饭碗，我是一定会和他拼命的。虽然刘邦弄出来一个大通胀，
但荚钱毕竟是计重货币，到底值多少钱，大家可以用秤砣衡量货币，对农人的影响不是很大。
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始终没有摆脱“皇权—封建官僚—小农”这个三位一体的窠臼。
刘邦经营数年，在自己的十五个郡，国人再无战争之苦、秦朝酷刑，小农归于稼穑，俨然已经是四海升平。
刘邦有了底气，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颁《盗铸钱令》，明文禁止诸侯再以荚钱忽悠他。所谓《盗铸钱令》，其实就一条：由皇帝统一全国铸币权，诸侯不得自行铸币。
遗憾的是，诸侯并未执行刘邦的命令。
在封国之内，诸侯拥有自己的军队、税收权和官吏任免权，毫无悬念，刘邦的《盗铸钱令》流产了，荚钱依旧风行各地，诸侯也照样拿荚钱忽悠他。
世界原来远未清静。
所有人都有可能觊觎帝位，尤其是手握重兵的异姓王。异姓王有独立的封国、独立的经济来源，不用拿薪水，当然也就不用听皇帝的话。楚汉争霸的时候，韩信就要挟刘邦封他为齐王，现在诸王又拿荚钱忽悠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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