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元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圆圈，然后在圆圈上从容不迫地画上一些明晰笔直的细线。此时他正在回忆与詹国强日记有关的事。他知道，卫队司令对詹国强的日记十分感兴趣，而且曾经竭尽全力想了解这些日记的内容。李海云只看到过几页照相复印稿。不过他的记忆力超群非凡：一过目，就像照相机拍摄一样，几乎能机械地，轻而易举地记住全部内容。
“流行性感冒在英国蔓延，”詹国强在日记中写道，“甚至国王也在患病。这种流行病若能成为英国致命的疾病，岂不妙哉，不过这也妙得太过分了，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1940年3月2日。在犹太人没有统统赶往虹口区之前，我是无法休息的。与李广元在76号谈话之后，我去见吕格。在这位国民党员的酒窖里存放着几千瓶陈年的花雕。他身穿一件真丝的无袖外衣，那衣服的颜色引起我体内的特异质，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什么样，就只好让他是什么样吧”
李广元想起丁末村曾一字不差地这样说过詹国强。这是1938年的事了。那时詹国强正在郊外避暑，但是他没有和家眷住在大房子里，而是在一所“办公用”的简朴的小住宅里。住宅坐落在太湖湖畔，院墙可以沿芦苇丛绕过，那里水浅，刚没过脚踝；守卫岗哨设在另一边。一些女演员常到他这里来，她们都乘政府的轿车前来，下车后再步行穿过一个树林。詹国强认为用小轿车接女人到自己家，对一个国民党党员来说是过于奢侈，太不成体统了。每次都是他亲自陪她们走过苇丛，然后趁卫队卫兵清晨熟睡的时候再把她们送走。当然，丁末村知道这些情况，就在那个时候他说：“他是什么样，就只好让他是什么样吧”
“周呼海曾对我说过，我们不需要苏北。”詹国强在日记中继续写道，“他还说：‘我们要考虑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力量。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要丢掉北方的’他已经把自己在空军方面的副手派到那里去了。他一再问我，布尔什维克分子从什么地方获得兵源和武器。他迷惑不解的是英国的金融寡头们怎么能和布尔什维克分子合作，他特别提到了邱吉尔祝贺苏联红军建军二十五周年一事。关于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工作他谈得极为精彩。我在这方面的进一步计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他确实有些无精打采。应当使他振作起来。领导工作没有他是不行的”
丁末村说：“我们在苏区虽然没吃败仗，却也没有进展。这些将军，不，是一群败类，解释说，这是因为苏北冬季气候条件恶劣的缘故。这是弥天大谎！是英雄吗？不久共党就要在延安边区电台广播演说了：可我们为什么却向人民撒谎，？汪先生已经三年没有休息了。他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住在戒备严密的总统府，连点新鲜空气也呼吸不到。三年的战争时期对他来说比五十年平常的岁月要可怕得多。但他不愿听取我的意见。应当解除他指挥陆军的权力。和以往几次党内出现危机时一样，汪先生的亲密战友应该团结在元首的周围，而且确保元首渡过难关”
倘若日本战败，我们的处境将会怎样？在这个问题上丁末村没有用幻想安慰自己，因为单是一个美国人加入战争问题就够我们呛的了
“战争将以我们的政治破产而结束”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紧接着我向他提出一个建议：组成一个以在革命中帮助过汪总统的人为首的防务委员会，用它代替“三人委员会”。丁末村听了大吃一惊，犹豫再三，最后表示原则上同意我的建议。周呼海很想战胜梅思平。吴四宝本来就是我的人。丁末村决定南京之行结束后立即到上海，和我们会面。李士群在此之前要和汪先生进行一次谈话。我也要谈。人员任命的问题晚些时候我们再决定。
1940年3月9日。来到南京与李事群见面。他说汪先生身体很好，只是由于剿共屡屡没有进展对周呼海很恼火。汪先生接见了我，和他一起度过了一整天，感到十分荣幸。我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敌人的情况，他一边注意地听我讲，一边又不断地痛骂周呼海。汪先生从周呼海又谈到陆军将军们。他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他信得过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亲自指挥陆军。
1940年3月12日。我下令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在我们的报纸上刊登日本向我们提出索取战争赔偿的要求书。这会使国人大为震惊。和梅思品争吵了两个小时，因为他要求把租界里其他国家的人视为每一个主权国家，要求不要把党的宣传波及到那边。谢天谢地，詹国强又时常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了。要加强他的威望。
1940年4月12日。乘飞机去参加南京召开的讨论领导危机问题的会议。我和鲁大方刚到，我就发病了。我请来了莫教授，他劝阻我去参加会议。在会上李广元和鲁大方唇枪舌剑，争吵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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