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转眼就进入了三月，洪承畴在顺手帮助耿如杞平定了山西的流民后，也不多做休息，在二月底的时候就来到了京城。朱友建在召见了他之后，勉励了几句，就打发他去三大营上任，让他一边熟悉情况一边拟定整顿计划了。
这会儿的三大营才刚刚开始整顿，不光是要清点各营吃空饷的情况，还要裁汰老弱，把那些**和老兵油子也要换个地方安置，还要把这些年来的各种烂账都理清楚，正是最忙的时候。朱友建让洪承畴现在就接手，也有考验他的意思，看看他能不能把这纷乱的事务处理好。
朱友建这边才把任务分派下去，兵部那儿还没给回复呢。那边礼部就又呈递上来了奏折，是关于今年科举的事情。
早在去年八月初，天启皇帝刚刚生病之时，各省的乡试就都已经开始举行，等天启帝快不行的那两天，秋闱恰好放榜。所以说各省的学子们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不然要是天启皇帝早两天驾崩或是乡试晚两天进行，那别说等崇祯元年的会试和殿试了，估计连乡试都考不了了。
礼部递上的奏折说，会试结果已经出来了，榜也放了，接下来就是该殿试了。按照以往的惯例，要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殿试一般都是在三月十五这天举行。他们现在也就是问问皇上，让看看这日子合适不合适，用不用改一改。要是需要重新择期的话，他们就通知那些士子们；而要是如期举行的话，那礼部就更得抓紧时间准备了。
朱友建看完奏折，仔细思量了一下，对于中国的科举，他还是比较赞赏的。虽说在后世，很多人对科举取士的做法褒贬不一。但朱友建觉得，科举就如后世的高考，相对而言，它还是对全国人都是比较公平的，一扫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做法。当然，要是非钻牛角尖，说还有许多农民佃户读不起书呢，朱友建表示不争论这个（真这样说，就算是到了现在，许多贫困边远山区的孩子不也一样？）。
所以过多的口舌之争根本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能只看到它不好的一面，更应该看到他积极进步的一面，以及这种做法是否适应当时的情况。很肯定的说，“科举制”相较两汉时的“察举制”和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不然它也不可能存在一千多年。
但是对科举的考试内容，朱友建还是持谨慎态度的。诚然，科举制度确实比九品中正制要进步了许多，但它仍然没有脱离一个范畴——那就是依靠学习四书五经和孔孟之道来进行考试。
尤其是到了明代以后，科举考试的格式更是被固定在一篇八股文之中，致使学子们埋首于故纸堆中，穷尽一生来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其他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对于时事政治、民生吏治更是一窍不通。
这种制度培养出来的读书人，满脑子都是“之乎者也”，不谙世事，不懂生产，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甚至有许多人连正常的人际交往、人情世故都缺乏足够的了解，就是做了官，也根本无法处理政务，完全依靠各级小吏来管理一县，甚至是一府。这样的官员除了会高谈阔论，装出一副清高的样子，还有何用？这也是朱友建一直以来对明代科举最为诟病、吐槽的一点。
可自从来到这个时代，在接触了许多大臣之后，朱友建才发现，自己以前对科举的理解是多么片面：八股取士的确是存在着许多的弊端，让许多读书人都读成了书呆子，甚至把自己都读成了傻子。但如果你能真正潜下心去看去观察，就能够发现——八股取士并非一无是处的。不然你说明太祖朱元璋如此雄伟的人物，怎么会犯这种错误？
试想一下：科举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最后能从春闱中脱颖而出的，杀进殿试的，不过是三甲最多三百来人而已。仔细想想，三年录取三百人，大明近亿的人口，男女各按一半算，再刨去年幼和上了年纪的以及那些读不起书的。剩下的读书人再怎么算也得有几百万吧？打个折上折，就算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一共有三十万，那也才千分之一的录取率，还是三年的千分之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可以想象么？所以说能在这么低的录取率中杀出来的，难道真的都是一些只会读死书的书呆子？难不成大明就是靠着这群书呆子治理着整个国家？竟然还能享国二百七十六年？那这也太不可想象了吧？
因此朱友建认为，这样的人，放到后世，就算不是天才，至少也应该可以说是人才吧？最少也是能够在某一方面专精的人才。还别不信，看看如今能够站在朝堂上的这些个部阁大员、绯袍高官们，哪一个不是老成持重、胸有城府之人？大浪淘沙，宦海沉浮这么多年，就算是在科举考试中混入一些食古不化、什么都不懂的书呆子，那也早就被淘汰掉了，又怎么可能登上高位？
所以对于科举考试，朱友建心中已经转变了想法，由最开始的排斥到如今的部分接受，这也是他的极限，因为他不需要自己选出来的人才都是张口闭口“之乎者也”的道学先生，这样的人还是留给启蒙学校吧。他需要的是能够帮自己治国理政、造福一方的左膀右臂，就如同袁可立、孙承宗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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