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认识周德道的第一天开始，许信成还知道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他们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两人住在一个宿舍里，还是上下铺，两人一起去上课，上课时经常坐在一起，下课后一起到饭堂吃饭，还经常一起聊人生，一起聊未来。虽然，两人从一开始便很投缘，且很快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但是，他很清楚，两人之间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说到底，两人还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来自一个8线小城市，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小镇青年；而他则长于广州这座一线城市，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富二代。
许信成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过去，他们过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现在，他也不可能过和他一样的生活。
他不可能和周德道一样，平日睡到七点半，周末和节假日睡到十点；上课看小说；晚上打游戏、煲电视剧；学习时漫不经心；考试时只求及格；花钱时如水推沙；放假时到全世界旅游。
还有，每一天，他都不必为未来感到忧心。
而他不同，他每天只睡到六点，周末和节假日也一样，他必须早早就起来学习；上课时必须全神贯注，生怕漏听了老师的一句话；晚上学习到十一点；学习时专心致志；考试时力求每个科目都是优秀；平时还得想办法找些兼职，赚些零花钱；花钱时精打细算，能省即省；放假时只能回老家，只能继续兼职赚零花钱，只能继续学习。
每一天，他都在为未来感到忧心；每一天，他都在不断地提升着自己；每一天，他都在为未来做着准备。
不过，虽然如此，两人还是成了好朋友，而且，周德道想要和他成为挚友的意愿明显要比他强很多。
这事一度令他感到不解，他心想，或许，正因为两人来自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正因为生活境遇上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才有了更大的互补性，才有了更大的契合度。
随着两人的交情渐深，他才逐渐地了解到了更深层的原因。
大一下半学期，一个周六的深夜，周德道请他吃宵夜，他喝多了，醉醺醺地说：“信成，你的身上有很多我不具备的优点，有很大的正能量，我非常需要一个像你一样的好朋友好兄弟，要不然，我怕我会不断地堕落，说不定那一天会堕落成为人们所不齿的纨绔子弟。”
后来，从与周德道的几次深夜长谈中，从与他父亲的几次深入交流中，许信成才知道了，原来，他并不是从小就是富二代，他在小时候也有过苦日子，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品行受到了他父亲的极大影响。
他的父亲，叫周大山，生于长于湖南HY市北边的一个小乡镇，高中毕业后，只身来到广州，从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做起，三年后即成为一名师傅，又三年后即成为一名小包工头，又三年后便成为一名大包工头，并创办了一家小建筑公司，又经过三年的努力，把公司发展到260人的规模。
因为他们的工程质量过硬且报价合理，所以经常能竞到标，经常有工程干，但和绝大多数弱势的小建筑公司一样，甲方公司经常拖欠他们的工程款，而周大山却很讲道义，总是按时给工人们出工资，为此甚至不惜到处举债。
周德道十五岁之前，他们家的日子一直都是时好时坏，他十五岁那年，是他们家日子最苦的时候。
周大山为了在春节前给工人们发齐工资，又到处举债，但还是远远不够，他把心一横，竟卖掉了自己在广州刚买不久的房子，但钱还是不够，他竟把在老家自盖的五层楼大房子也卖掉了。
那一年春节，他们回老家过年时，是在已经被弃用了近十年的祖屋里过的，而那屋子早已破败不堪，成了危房。
不过，总算是老天有眼，也就是从那一年的春节开始，他的父亲终于时来运转，事业开始腾飞。
那两年，正是中央下大力气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个重大社会问题的时候，周大山举债卖房给工人发工资的事从他们老家迅速地传开，很快便传到了省里，而后又传到了中央，当即被中央的有关单位定为典型，第二天便派记者赶到他们老家，采访他的先进事迹。
周大山坐在一张快散架的四脚长木凳上，其身后是他的祖屋，红瓦屋顶杂草丛生，灰砖墙壁残破不已，黑色木门斑驳残旧，腐旧窗户吱呀作响，水泥地面坑坑洼洼。
记者问：“你有没后悔过？”
他苦笑着说：“我现在唯一后悔的是房子卖得太急了，没卖出好价钱，不然，我还可以再给我那260位兄弟们发大一点的春节红包。”
“你现在最愁的是什么？”
他愁眉苦脸地回答道：“我现在最愁的是新年开工后，没钱给大家发开工红包。往年，我都会给每个人发一个100块钱的开工红包。今年，我连每人10块的红包都发不了。”
这个感人的画面和他那几句感人的话语在第二天便上了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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