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这么大的事，冯子涛的父亲去找那天夜里带班的张镇长打探消息，问那天知不知道谁和小涛在一起喝了酒。张镇长一头雾水，他说，之前小涛是在他这个班上，每星期三、星期五都要留在镇里值班的，可这小子忙得不得了，一会儿说孩子头疼老婆脑热的，一会儿又说县城里谁谁找他喝酒办事儿来着，每次都是十万火急，十次得有九次说他有事值不了班，有时候露个面点个名就偷偷溜了，打电话也不接，我正要找你问问清楚嘞，这小子怎么这么忙嘞？是不是在县城里做着啥生意？再说，那天没听说镇里有酒场啊！
冯子涛的爹没搭话茬就匆匆回到了自己屋里——自己的小子打小啥样儿自己知道。他思量着这小子一天天在搞什么鬼？
冯子涛躲闪着一直不说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朱春雨闹腾了一阵子，这事也就搁置下来不了了之了。
直到冯子涛出院，赵金元也没有再去看他一眼。他在床上趴了个把月，伤好以后就没事儿人似的去上班了。他依然如故，每天下班回来不大会儿就要找借口出去。这些天更是理由充分：他每天都带上把菜刀，说是要找“仇人”去“算账”！
起先，朱春雨还害怕得要命，可她拦也拦不住。后来，她见他每次回来身上也并没有什么“危险迹像”，渐渐地也不再担惊受怕，心里想，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出去吓唬吓唬那些人找回点儿男人的尊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省得以后再受人欺负。
可是，他这样子大约都有几个月了，几乎每次半夜回到家，他都要自言自语地嘟囔一阵子：
“妈的，都别想跑，老子一个一个地‘修理’他们！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妈的，今儿个叫那小子逃了！”
“他妈的，看你龟儿子逃得了初一还能逃得了十五？”
......
起初，朱春雨还劝他适可而止，教训教训他们就可以了，或者到法院里去告他们，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权，不要再惹出什么乱子来。
后来朱春雨越看越不对劲儿，她心里想：这么些天，他干打雷不下雨，就这么没完没了地去“报仇”？他的‘仇人’有那么多吗？该不会是在演戏吧？
朱春雨好歹也跟冯子涛生活了五、六年了，期间也吃了他不少的“招数”，他的那点儿“德性”她基本上也已经了如指掌，不像刚结婚那阵儿，冯子涛说什么她都信以为真，即使冯子涛把她卖了她还傻呵呵地在那儿帮他数钱呢！
有了这样的质疑，晚饭后冯子涛又用报纸裹了菜刀溜出去的时候，朱春雨又把女儿托付给邻家大婶，就悄悄地跟了出去。她跟着冯子涛拐过一个路口又一个路口，穿过一条巷子又一条巷子，只见他在一家当街的巷子口停下了来，忙不迭径直上了二楼，走进了一家舞厅。
朱春雨看了一眼那把用报纸裹着的菜刀，它好好地躺在冯子涛的车筐子里，安然无恙。她悄悄地也跟着上了二楼，花两块钱买了张门票闪了进去。
舞厅里灯光闪烁忽明忽暗，她看见自己的老公去更衣间里换了身舞服，立刻有个瘦小女人跟过来挽住了他的胳膊。两个人勾肩搭背地进入舞池，冯子涛潇洒地扯起那女人一只手，另一只手很自如地放在了女人腰上，那女人的手熟练地朝他肩膀上一搭，音乐响起，两个人随着音乐的旋律翩翩起舞......
要在往日，朱春雨又会忍不住上前跟他去理论，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无数次，也吵闹过无数次，可冯子涛依然如故，第二天还是照样借口百出谎话连篇，该怎样还怎样，家里的座位像针毡一样的烧着他的屁股......朱春雨吵累了，不想再吵了。
女人一脸的媚态一脸的骚情，朱春雨忍不住一阵阵恶心，一刹那间，她感到整个舞厅都旋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