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了上述这些外，清代的科举制度仍旧按照明代旧制，以八股文取士，但扩充了取录的名额，还颁布了纳制度。
并且在康熙十七年又开设博学宏词科，用以罗致“名士”，取录者都授以翰林院的官职。
在施行羁縻政策的同时，又严禁文人结社，并大兴文字狱，以压制思想上的反抗。
同时清初文人的社集很盛，由于经历了明代覆灭的重大变动，文人多在诗文中寄托他们怀念故国的情绪。
例如杨风苞说：“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
也正是因此，所以自顺治九年以后，清朝政府便不断有禁止文人结社的明令。
到了雍正三年更是定例究查，而且文字狱也比历代增多，像是康熙二年的“明史案”，除庄廷钝先死，“焚其骨”外，“所杀七十余人”，受株连的近二百人，以社集中文人为最多。
此外，如沈天甫之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雍正时汪景祺之狱，吕留良，曾静之狱等，实行残酷镇压，这对当时文人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
因此清初文化思想上的斗争也很尖锐，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康熙编写了《性理精义》，又重新刊行了《性理大全》等书，颁布全国，以巩固其思想统治。
程朱派理学家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人都很受宠幸。
明清之际，在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出现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亲身经
历了明代的覆亡，亲眼看到了明末社会种种腐朽黑暗，参加了抗清的军事斗争。
他们通过这种生活体验和对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长期观察和分析，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产生了进步的民主思想。
他们思想的特点，首先是对封建社会本身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批判，有的针对封建统治，特别是针对明朝统治的积弊和问题，提出了一些带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张，或补偏救弊的改良方法。
如黄宗羲大胆地抨击了君主专制政治，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认为“自秦汉以后，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他们还提出了均田的主张，黄宗羲主张把全国耕地先“每户授田五十亩”，“余田??以听富民之所占”，同时按土质分别“田土之等第”，地税均“以十一为则”。
王夫之在《噩梦》里更进而提出：“有其力者治其地”，“而民自有恒畴”，这可以说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萌芽?其次是对民族压迫的和批判。
还有顾炎武对于防止外族的侵略特别注意，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以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
他所说的“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沦亡。他认为保国是君臣和有职守的人的责任，“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在时代的刺激下，他们反对明末王学的空谈心性，提出“舍经学无理学”的主张，企图通过经史的研究达到唤醒人心，复兴民族的目的。
顾炎武主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黄宗羲说：“文之美恶，视道合离，这就开始转变了明末空疏的学风。
稍后，阎若璩、胡渭等立汉学旗帜，攻击宋学。
这些对于清代的学风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对清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清代诗文的复古主义倾向，甚至在小说戏曲中也确考时地，侈谈学问，都和这种学风有关。
清初的进步作家，民族意识强烈，对现实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明遗民以诗文着名者如顾炎武，屈大均、王猷定、魏禧等的作品不只流露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也多有反映。
另外，屈节降清的吴伟业，在他的诗里也反映了明清之际的变乱，艺术性较高。
王士祯是康熙时期的诗坛主将，他论诗以“神韵”为主，创作力求“超脱”。
这种诗风的形成，反映了作家的日益脱离现实。清初词的作者也不少，但模拟多于创造，如陈维崧的模仿苏、辛，朱彝尊的宗法姜，张。
纳兰性德虽有较多直抒胸臆之作，然而受贵公子生活的限制，思想内容同样贫乏。
戏曲方面，在苏州地区产生了以李玉为代表的一派作家，对明末清初动乱的现实有较多的反映，李玉等集体写作的《清忠谱》对明末政治的批判也更为深刻。
康熙时期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继承了明代传奇的优秀传统，同时又抒写了国家“兴亡之感”，代表了当时戏曲创作的最高成就。
李渔的戏曲理论，联系舞台实际，并总结了前人的成就，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小说方面，陈忱的《水浒后传》描写梁山英雄们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下的再度起义，并突出了南宋时期的民族矛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的传统，加以发展创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寄托了作者的“孤愤”，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毒害，歌颂了争取真挚的爱情生活和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在文言小说的创作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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