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抒发胸中冤屈悲愤，控诉人间不平，谴责天地鬼神贤愚不辨、清浊不分。
剧情至此进入高潮，看来难以有新的发展。然而在法场，窦娥突然提出三桩誓愿，象异峰突起，使剧情又拓开新局面，窦娥的反抗精神发挥到了最高点，观众或读者的情绪也达到了沸点。
第四折写窦娥鬼魂复仇，窦天章昭雪冤案，着墨不多，全剧也戛然而止。
第四则是戏剧语言本色当行，因为关汉卿是位语言艺术巨匠，他善于以大众口语为基础，并吸收古典诗词中有生命力的东西，经过艺术加工锤炼，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戏曲文学语言。
这种语言朴素自然，生动活泼，而又富有表现力。
无论是唱词还是宾白，不用华丽的词藻，浓艳的色彩，也不假借夸张和铺叙的修辞手段，以本色见长，历来被推为本色派的代表。
如《窦娥冤》中不少唱词就象家人对话一般，保持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它的用词明快、生动有如口语，而无口语的生涩、粗糙；精炼、遒劲有如诗词，而无诗词的典雅、难懂。
作者还经常运用一些熟语、成语，更增加了表现力。
比如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说：“以唐诗喻之，则关汉卿似白乐天。??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又说：“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此外就是《西厢记》了，不用多说，这也是我国古代着名的一出戏曲，与《窦娥冤》齐名，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而它的作者是王实甫，与元代大多数汉人作家一样，其生平可知者极少，只知他是大都人，字德信，与关汉卿同时或稍后，在当时有极高声望。
根据有关资料，他曾写了14种杂剧，现存作品除代表作《西厢记》外，还有《破窑记》、《丽春堂》，另有《贩茶船》、《芙蓉亭》残本。
同时需要说明，《西厢记》最早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主要写的是张生对莺莺“始乱之，终弃之”的悲剧故事，宣扬了女人是祸水的传统论调。
宋代时《西厢记》得到文人推崇与传播：秦观、毛滂都有以此为内容的歌舞曲《调笑转踏》，赵令畤据此改写为鼓子词《商调?蝶恋花》，皆为西厢故事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与此同时，出于传播的需要，《西厢记》进入说唱，民间艺人创作南宋话本小说《莺莺传》、宋官本杂剧《莺莺六幺》、金院本《红娘子》等。
金代董解元的说唱文学《西厢记诸宫调》对西厢故事的思想主题、情节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作了创造性改造。
此后元代王实甫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崔、张故事进行了带有总结意味的再创造，以代言体的戏剧形式予以完美表现，写成了《西厢记》杂剧。
虽然《西厢记》直接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王实甫对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发展在于：第一，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情节，使结构更完整，情节更集中。
例如，在《西厢记诸宫调》中，孙飞虎兵围普救寺一事占了相当长的篇幅，它实际上是游离于主线之外的，王实甫将它压缩得很短，这样就使主线更为分明突出。
第二，使主要人物的立场更鲜明，从而加强了戏剧
冲突。在《西厢记》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阵营，一以张生、崔莺莺、红娘为代表，一以老夫人为代表。
王实甫将这两个阵营的人写得泾渭分明，态度毫不含糊，并以此来展开矛盾冲突。第三，在情节安排、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更为精致完美，并增加了一些喜剧色彩。
例如，利用景物来表现情感是《西厢记诸宫调》的一大特点，王实甫在《西厢记》中也大量运用了这一手法，但比较一下两部作品的“长亭送别”就可以看出，王实甫写得更细腻，更优美。
第二节《西厢记》的主题意蕴和人物形象《西厢记》的意义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第一个方面，也就是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的，它赞美了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
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是情的颂歌叛逆者的赞歌。但这还只是它的表层意义。
当然，《西厢记》之所以长演不衰，还另有其原因，像是即它表现了人类社会一个普遍现象——自由与规则的冲突。
人有各种欲望，这种欲望本质上是向往自由的，但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为了种种目的，往往制定出许多制度、观念来制约人的欲望，因而二者之间就形成了冲突。
这种冲突往往能穿越时空，引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共鸣。
在《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张生是爱欲的代表，老夫人等则是人类规则的代表。
《西厢记》的戏剧效果就来自于这两者的冲突。作品中的老夫人时规则的维护者与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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