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所说，由此，郑传寅指出，喜以悲反的美学品格反映了我国古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充分体现了对“和”的境界的追求。
包括王季思也有相似论述，他认为，不同于西方戏剧将悲剧的崇高和喜剧的滑稽加以提纯而发展到极致，中国的戏曲将两者糅合到一起，互相调剂和衬托。
这方面表现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庸调节，达到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后的超越，既是儒家积极入世的现实态度，又带有道家阴阳相激、刚柔并济的哲学意蕴，是民族传统心理积淀影响下形成的独特审美形态。
还有像是《中国古典悲喜剧美学初论》在肯定上述从叙事层面对悲喜剧交替、苦乐相错手法进行理解的基础上强调指出。
这一手法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命观、人生观:悲喜交集、苦乐相错表现在生命观上，就是生与死的循环，生即是死，死即是生。
表现在人生观上，中国人的传统看法是人的一生虽有种种磨难种种悲苦，坎坷不平，但好运终将降临，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先苦后甜的人生认知和期盼影响。
并且大家都知道，在大部分的古典戏曲中多有发迹变泰、分离团圆等种种由悲转化为喜的戏码。
因此这种悲喜剧的存在不仅仅是叙事所能解释的，也不仅仅源于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浸染，还直接决定于古人的人生观。
而在这种人生观的干预下，戏曲作品往往同时具有悲剧高潮和喜剧高潮，两者相互冲淡，相互作用，最终达到了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和之美。
这就在考虑到传统思想影响的同时，看到了参与古典戏曲悲喜交融特质形成的又一种因素。
从中和的审美体验到人生观、生命观的文化意义，这应是古典戏曲所含蕴的审美意蕴之体现。
关于古典戏曲的主题与审美意蕴的话，众所周知，戏曲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势必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像是古典戏曲的不同题材和主题类型，都承载着反映和批判现实、树立和追求美好理想等思想意义，这也是古典戏曲故事审美意蕴的组成部分。
关于这一点不再面面俱到地论述，仅以历史剧、爱情剧和宗教剧之主题意义为例简要说明。
因为历史剧虽取材于历史题材，实际抒写的却是剧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感慨，因此借古喻今、讽今是历史剧的惯用手法和真实意图。
或借助对历史事件的描绘，展现激烈动荡的社会风云和历史变迁，流露出普遍强烈的英雄崇拜意识，这一点在异族统治的元代尤为突出。
元杂剧历史剧不仅写出了英雄人物叱咤风云的神采，甚至这种英雄主义的精神还被贯穿到剧中人物历史生活的每一方面。
例如将原本并非作为英雄行为的举动当做英雄壮举来写;但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同时也展开了对英雄失路及造成英雄悲剧的时代环境的思考。
像是关汉卿的《单刀会》呼唤英豪，《西蜀梦》中关羽、张飞却相继被害，在那样一个英雄尚且无法自保的时世，升斗小民何以全身避祸，英雄死了，谁来拯救天下苍生？
这就是关汉卿剧作中隐藏的主题，其中蕴涵着他对时代的深刻思考。
或通过历史剧创作缅怀盛世，总结历史兴亡教训，抒发剧作家山川满目泪沾衣的历史兴亡之叹和备受压抑之感。
比如《汉宫秋》有意将汉强番弱的历史写成番强汉弱的剧情，《桃花扇》的史着化处理，《长生殿》李杨情缘中蕴含着的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表现等等，无一不表达了这种主题倾向。
历史剧创作还涉及到其他种种主题和内涵，不再一一赘述，可参考孙书磊《中国古代历史剧研究》等相关资料。
至于婚恋爱情剧则多通过对阻挠自由爱情的封建家长势力的刻画，批判封建礼教，赞美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勇气与坚贞。
比较出名的《西厢记》、《牡丹亭》等为代表的爱情剧多着眼于此，以及通过婚变、弃妇等主题和情节模式揭露不良社会现象和世风日下的道德倾向，如《白兔记》、《琵琶记》等。
而宗教剧中虽有单纯反映神仙道化事件的剧作，但多数属醉翁之意，更多的剧作着重通过神仙道化反映对社会的思考，寄托自己的情志。
如元代宗教剧两个最重要的意义维度在于以宗教为度人之筏与处世之方，度人脱离红尘俗世，本身就体现了对时世的嫌恶，被度者多出将入相、联姻高门，有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又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对政坛的厌恶和恐惧，折射出元代社会的黑暗现实。
关于宗教剧的研究可重点参看郑传寅《古代戏曲与东方文化》。
以上种种无不立足于现实，渗透着剧作家对特定时代的思考，反映人民的理想和心声，共同熔铸成丰厚复杂的文化内涵，这是元明清戏曲故事审美意蕴的又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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