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说到宋朝包括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繁荣，除了包括商业外，还包括学术方面的碰撞，可以说那时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西学东渐浪潮，中国文化与西方异质文化再次接触，可以说产生了及其剧烈的化学反应。
而这里面离不开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翻译了，在那时，翻译可以说作为沟通文化间交流的中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次翻译首先由科技方面，后来漫延到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领域，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元朝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一直有比较密切的外交活动，15-16世纪西方世界已经基本上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并且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科技领域出现了许多重大发现，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与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伽里略发明望远镜，英国科学家对人体血液循环的发现，等等，都远远超越中国。
而此时中国封建文明经历唐宋时期的高峰时期，封建文明进入没落时期，再加上南宋以来新儒学长期排斥禁锢人们的思想，佛学过于虚幻，已经逐渐失去其优势，明朝中期王阳明的心学、东林学派追求的实学为人们冲破以往的思想禁锢和追求西学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条件(朱维铮将明朝中期称为中国的中世纪。)。
恰好此时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明，西学在国内传播可谓迎合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封建士夫中的开明人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和西方传教士一起翻译西书，促成了中国翻译高潮。
其次，到了明朝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科技方面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的撰写，提倡实验与切身实践，人们的科学方法开始变化。
而且，需要说明，当时担任翻译任务的外国传教士都有很深的科学造诣。
他们为了完成自己的圣命，往往采取“调适与会通”(沈定平)策略，归化中国知识分子，寻求与中国士大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合作，翻译中国急需的科技书籍，达到其传教目的。
“教士之门中国也，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其教始能推行”。
后来逐渐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翻译队伍，他们以开启民智，倡导民权，振兴中华，驱逐外夷为已任。
这个阶段的翻译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明朝以前的翻译活动;(2)明朝晚期至鸦片战争期间的翻译活动;(3)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后的翻译活动;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的翻译活动。
柳治徵将这段历史归纳为中国近代文化史，这个时期的翻译史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占主流地位的诗学影响较为明显，也是翻译发挥其社会功能最充实最明显的阶段。
第一阶段，那就是唐宋之时，我国国力强大，科技水平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古代的四大发明使我国在军事、印刷业、造纸业、航海领域都比欧洲早四五百年。
因而早期翻译倾向于对异域思想文化的吸取，但是佛经的翻译也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达做出贡献。
像是《开元释教录》记载，“东汉之末，安世高医术有各，译经传入印度之医药”。
现在收录在《大藏经》里的佛教医书有二十一部(《马祖毅(P126—127)，而且天竺医学的八种方术也通过翻译传入我国，对我国的古代医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孙思邈的《千金方》就吸取了老婆龙树的药方，我国古代用金针治眼疾的方法也得自印度僧人。
我国最早翻译介绍天文知识的佛经是安世高译的《舌头谏太子(又称下拔法)二十八宿经》，又称《舌头谏经》或《虎尔经》。
而且佛经翻译也为我国送来了印度的历算书籍，如《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婆罗门算法》、《婆罗门算经》、《摩登伽经说星图》、《西门俱摩罗秘术占》、《婆罗门阴阳历算》、《婆罗门天文》八种，据《唐书)历志》记载，瞿昙悉达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当太史监，他在开元年间编着《开元占经》时将印度古历《九执历》介绍过来。
《九执历》有许多希腊天文学成份，如圆周划分360;60进位制计算法;太阳周年视运动远地点;推算月亮视直径大小变化之法;黄道坐标;正弦函数计算法及正弦函数表都是我国传统天文学体系没有的。
此外，《九执历》还介绍印度的数学知识，其中就有我国后来的笔算法，宋建隆四年四月钦定《应天历》，鲁穆国来中国，又为我国引进了阿拉伯天文知识，宋人据此修撰《应天历》，使用阿拉伯明食和五星制度计算法考核明食和五星制度;将每夜分为五更，每更分为五点，点以击钟为节，更以击鼓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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