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还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更加具体的例子，就是夜郎的改土归流。
夜郎的话，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因为夜郎自大这个词大家一定不陌生。
夜郎是哪呢，其实是贵州，因为在《史记》、《汉书》中称的“南夷”中的夜郎就是古代贵州的代名词。
书中记载夜郎是17个方国联盟拥戴的中心。
它们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发展，与今日世居的17个少数民族群体有内在联系。
怎么说呢，可以说从贵州有文字记载的2560年历史中，这里由于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崇山阻隔入主流社会后，中央王朝对这里的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统治管理，政权建设，所以始终围绕了这个故事的主题，也就是“改土归流”这个焦点，演绎了血与火的历史。
在祖国的大西南，四川盆地与广西丘陵地带之间，以横亘的苗岭山脉为分水岭，北有乌江流域流入长江，南有南、北生盘江流域流向珠江，江河沟壑纵横密布，群峰连绵不断的高原山地。
它低纬度、高海拔，近江、近海、近边，是大西南的咽喉地带。
的确，这里气候和土壤多样，雨水丰沛，物产丰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相对稳定。
这里就是今日贵州的主体区域，世居着17个少数民族的特殊群体;这里也是古贵州的主体。
因此，《史记》、《汉书》中称的“南夷”，其中夜郎很久以来就一直是古贵州的代名词。
“夜郎自大”这家喻户晓的成语把贵州与夜郎紧密连在一起，至今依然流传全国。
这一典故虽然讲秦汉时夜郎人被大山封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不知外部世界有多大，但它从另一侧面说明夜郎创造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它的影响经沧桑而长存。
例如史学家朱俊明在《夜郎史稿》是这样解读秦汉时期的夜郎:“夜郎”二字其意是种田人。
它们结成的社会是耕作骆田(不懂中耕除草的田)为主的农业社会。
他们生存的地区是野兽出没的林莽芒野，简陋的生产工具，只能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依靠集体力量与大自然进行有效的斗争，财产公有制，有人口聚居的村落和城镇雏形，故《史记》里称“邑聚而居，能耕田”。
按他们显露“风俗”“五常之性”“民族成分”，在这地区秦设黔中郡，汉改为牂柯象征祖先牡器加以崇拜的图腾，反映了他们是父权奴隶制大家族社会，是封建领主制形成基础的。
到元明清演变为大小土司，画地为牢，自雄一隅，互不相属的若干封建壁垒，割据分离局面使社会经济长期停滞，发展缓慢。
夜郎在两周时代产生若干小国并在相互间形成初步联盟后，到西汉中期达到兴盛阶段，这群体方国发展到17个，汉王朝因其内部存在的联盟联系，将他们所在区域设牂柯郡，这区域是乌江流域，南、北盘江流域中上游地区。
唐蒙上书汉武帝称:“窃闻夜郎精兵可得十余万。”
说明夜郎国具有相当雄厚的军事实力而成为盟主。
《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一句是:“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史记》、《汉书》中还记载，汉王朝诏封为王国者为夜郎，钩町，进桑;确认且兰，漏卧，同并为候国。
这三王，三候封号存在时间较长，有的竟延续了四个世纪。
世居贵州的17个少数民族群体虽“俗无文字，刻木为契”缺乏文献述说源远流长历史，但世代口碑、传说、风俗，反映了与17个方国繁衍发展有内在联系。
所谓改土归流，狭义讲是指形成于元，发展于明，结束于清的贵州土司制度管理，变为中央王朝派流官来管理;广义讲，贵州的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一旦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管理，统治者采用族政策，虽各个时代尽管有差异，但都离不开派流官来管理，或者利用当地土官来管理。
中央王权如政权更迭不休，或巩固困难，无力顾及，则土官会发展坐大，长期割据，影响中央王朝统一，必定对流官造成巨大威胁，争斗不可避免。
中央王朝战略眼光一旦看到这里重要政治和军事战略价值，必定对这地区加强开发，派军队镇压土官，加强流官管理，获取战略物资需求，或者借道去征服边远少数民族割据，自雄称霸一方封建领主。
从有文字记载2560年贵州史中，我们领略了这个争斗焦点，也演绎了一部血与火的历史。
在秦汉版图中，中央王朝四周有四夷(夷是当时对当数民族的称呼):匈奴，西羌、百濮、西南夷。
西南夷中的“南夷”有“耕田，有邑聚”的人口村落和城镇的定居农耕社会。
百濮(东南沿海少数民族)是移秆的半农半牧经济，匈奴、西羌是“随畜迁徒“的半农半牧经济，南夷定居农耕经济稳定，也带来人口稳定发展，是“四夷”中人口最多的，因而在政治上是显赫的群体，在中央王朝眼光中是有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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