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反正上述分析都非常有道理的，而从此次事件所涉及到的几个重点人物着手，我们认为可以把这一事件的原因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方面。
其中，主观因素包括萧观音，辽道宗二人的生活环境及其性格不和所导致的感情悲剧，客观因素则是辽道宗身边的佞臣和萧观音身边近侍的所作所为，造成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要知道萧观音出身于“一门生于三后，四世出于十王”的契丹显贵后族家庭。
据考证，萧观音为圣宗钦哀皇后之女越国公主耶律槊古同钦哀皇后之弟萧孝惠所生，并指出《辽史》中所记萧孝忠即为萧孝惠，只因“忠“与“惠“二字字形相近，所以才把萧孝惠误记为萧孝忠。
萧观音的父亲萧孝惠是辽朝开国功臣萧阿古只的五世孙，萧阿古只是辽太祖淳钦皇后述律平的弟弟，官至北府宰相，他的女儿为辽世宗怀节皇后。
萧孝惠的父亲萧谐里，又名萧陶瑰，官拜国舅详稳，赠魏王，母亲为齐国太妃，太妃有五子，长子日孝穆，枢密使兼政事令吴国王。
次讳孝先，兵马都总管，燕京留守晋王;次讳孝诚，大国舅兰陵郡王;次讳孝友，西北路招讨使，兰陵郡王;次讳孝惠，北宰相，殿前都点检，楚王。
女三人，长女日长沙郡妃，适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长沙郡王;次女日法天应运仁德章圣皇太后;三女为检校太师耶律元之妻晋国夫人。
其中，萧孝穆的女儿萧挞里为兴宗仁懿皇后。
萧观音的母亲耶律槊古为辽圣宗与钦哀皇后所生，据《辽史》记载:资质秀丽，礼法自将，初封越国公主，后进燕国长公主，终于秦越国大长公主。
在太平三年(1023)嫁与萧孝惠，父亲萧孝惠是一个汉化程度很高的契丹政治家，太平年间擢升为北府宰相。
因此这就使得萧观音从小受到汉化环境的熏陶，有了充足的享受汉文化教育的机会，她通经博史，工诗善论，无所不通。
不仅如此，萧观音还通晓音，再加上其“姿容端丽，为萧氏称首“，萧律，善书画观音是辽朝罕见的美貌绝伦，才华横溢的女子。
如此优越的家世，绝世的才华，超群的容貌，造就了萧观音高傲的气质和无与伦比的优越感，同时也形成了萧观音自信，坚毅的性格和仁远贤淑，刚正不阿的品格。
高贵典雅的萧皇后最讨厌和鄙视轻浮的女子，她在登上皇后位置后，曾经不止一次地责骂辽朝重臣重元的妻子:“贵家妇宜以庄临下。”
于是，重元的妻子与萧观音结下了仇怨，并成为耶律重元叛乱的催化剂。
结合辽道宗朝所发生的耶律重元父子叛乱的事实，我们不难看出重元叛乱为萧观音冤案的发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耶律重元父子的叛乱被平定后，原来扶持重元的奴婢单登，成为萧观音的近侍家奴。
由于单登出身于重元的家奴，且琵琶弹奏水平的平庸亦曾屡遭萧观音的斥责尤其是对道宗用单登当朝弹奏一事更是严厉训斥，并告诫辽道宗“此叛家婢女中独无豫让乎，安得轻近御前!”
无独有偶，单登之妹清子恰与当时得势权柄日重的耶律乙辛勾搭成奸，而乙辛对这位聪颖过人明察秋毫的萧观音十分恐惧，并早有除此心腹大患之意。
众所周知，耶律乙辛是因为平定重元父子叛乱有功而深得辽道宗的信任，并成为权倾朝政的第一重臣。
而单登和清子的特殊关系使耶律乙辛有了制造冤案的机会。
加之萧观音的这种直言不讳和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性格，根本没有把这些奸佞小人放在眼里，可以说萧观音由于涉世较浅且很少有防范意识，其许多做法表现出过于简单或单纯，面对朝政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自己的身份与皇帝之间那种变化无常的潜在的威胁。
萧观音显然还处在无知或懵懂的状态中，她认为自己是绝代佳人，无论是容貌和才华都属当朝之冠，且又是道宗皇帝的正宫之位，最重要的是已经为道宗生下皇子，未来作为想当然的皇后或皇太后的位置是不可动摇的。
因此，萧观音不仅敢于对那些佞臣，媚奴家婢的阿谀奉承之举进行斥骂，并对皇帝的不理朝政，沉湎于狩猎游玩的行径也予以责备。
总之，萧观音缺少那种温和的态度和循循劝慰耐心体贴的性格，导致她在皇宫内部结怨过深过多，日积月累致使冤案的发生。
辽道宗耶律洪基，字涅邻，辽太祖长子耶律倍六世孙，辽兴宗长子.重熙元年(1O32)生，12岁总知北南院枢密使事，进封燕赵国王;21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惕隐事，开始参与朝政。
重熙二十二年(1O53)，纳萧观音为妃;重熙二十四年(1O55)，年仅24岁的辽道宗继承皇位，萧观音被册封为皇后。
帝后可谓青梅竹马，堪称是最完美的结合。
即位之初的辽道宗是玉树临风，意气风发，不但在政治上颇有作为，“求直言，访治道，劝农兴学，救灾恤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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