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矜”，即案情虽属实，但情节不严重，可免予处死，一般属于老幼废疾等人犯罪。
“留养奉祀”，即情节虽严重，但父母、祖父母年老，无人奉养，可免予处死。
明清朝会审制度虽然存在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的种种弊端，但它有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对地方和中央司法机关的活动也是一种监督。
除此之外，较出名的还有唐代的法律，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另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朝代，在法制方面也有光辉的成就。
它所创立的法规，特别是唐律，也是中国封建法制发展成熟的标志，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唐代法规创始于唐高祖李渊武德时期。
李渊于隋大业十三年攻占隋都长安后，仿效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的故事，宣布废除隋法，与民约法十二条，规定杀人、劫盗、背军叛逆的处死刑，这是唐代创立法规的前奏。
高祖即位后，下诏命纳言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参考隋开皇律令（见隋代法规），制定法律。
到了武德元年十一月，颁行新格五十三条。
接着，又命尚书左仆射裴寂等人制定法律。
武德七年，制定律十二卷，五百条，诏颁行天下。
与律同时制定的，还有令三十一卷，式十四卷。
由于唐王朝此时刚刚建立，还来不及大规模地创法立制，这个时期制定的法律，一般是取隋开皇时期的法律稍加修改而成。
史称新律除了把新颁的五十三条格纳入律中，并对流刑作了若干修改外，其余均同于隋开皇律。
唐代法规得到较大的发展，是在太宗贞观时期。
唐太宗(见李世民)是一位重视法制的皇帝。
他采纳了臣下提出的减轻刑罚的建议，命房玄龄等人修改法律。
房玄龄与主管部门，经过十年的努力，于贞观十一年修定出律十二卷，五百条；令三十卷，1546条（一说1590条）。
又从武德以来发布的诏敕三千余件中，定留七百条，编为格十八卷；又定式二十卷，三十三篇。
这次修定律令，也是以隋开皇律令为蓝本，但作了较大的更动。
《旧唐书·刑法志》说，新律“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经过这次大修改，唐代法规才与隋代相区别，成为具有自己特色的一代法规。
贞观以后，对唐代法规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还有两个时期，一是高宗永徽时期，一是玄宗开元时期。
永徽元年下诏修定法律，并于次年重新颁布律、令、格、式。
永徽三年，又命长孙无忌等集合全国的律学人才，编写了一部解释法律的书，叫做律疏。今称唐律疏议。
此书由于是官修的，官吏办案必须以它的解释为准，因此成了唐律的一个组成部分。
玄宗开元时期曾3次修定法律，开元二十五年重新颁布了律、令、格、式。
此外，还制定了一部规定中央和地方官制的法典，叫做唐六典。
唐宣宗时，左卫率府曹参军张戣将律文按性质分成一百二十一门，并把同性质的令、格、式分别附于各门律后，编成了一部大中刑律统类，得到皇帝的采用，下诏命刑部颁行。
这种把律、令、格、式混合编在一起的刑统，改变了自秦、汉以来律的传统体例，至五代、宋代取代律而成为主要的法典。
唐代法规的基本形式有律、令、格、式4种。
对它们之间的区别，古籍中的解释不尽相同。《唐六典》说：“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式。”
《新唐书·刑法志》说:“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
大体来说，律是刑事法规，相当于近代的刑法典；令是关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格是国家机关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据以办事的行政法规；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
唐律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与开元律的区别。
现存唐律经考证，为开元二十五年所颁，但开元改律仅见于《旧唐书·刑法志》，甚至《旧唐书·玄宗本纪》亦略而不论。
因此中国学者大都认为，开元律系根据当时的现行令式，对永徽律作了某些文字上的订正，并无多少实质性的修改，实为永徽律的再版。
唐律分十二篇，五百条（现存唐律五百零二条），其篇名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
疏议对名例的解释是：“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
所谓名例，是关于刑罚的种类及其适用的一般原则的规定，相当于近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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