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拱辰不语，陷入沉思之中。不必杜中宵跟他讲，历史上哪些军队的性质是义军，哪些军队的性质是官员，历史王拱辰比杜中宵熟悉得多。
武装力量是政权统治的工具，统治本来就有两面性，不是只有镇压一面性。一面是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用古人的话说，就是吊民伐罪，拯民于水火。另一面，是对政权面对的威胁进行镇压。缺了前一面，就会失去人心，得不到人民支持。缺了后一面，就会让敌对势力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王朝新立，往往是吊民伐罪的一面为主流，万民拥护。王朝腐朽，后一面占上风，成为统治的鹰犬爪牙，成为人民的敌人。失去了人心，武装力量也就失去了根基，最后以各种姿势进入历史的垃圾堆。
宋朝很特殊，军队从来没有表现出吊民伐罪、万民拥护的义军一面。惟一的机会，是北复幽燕，用民族大义为自己建立根基。可惜，几次机会，都被宋太宗挥霍掉了。北伐失败，彻底转型为官军，政权的帮凶打手。也就是现在朝中大臣对禁军的定性，鹰犬、爪牙。
宋朝的义军是民间的，两宋之交，北方数百万百姓揭竿而起。但凡宋高宗有一点担当，就可以借着义军大潮北上，光复两京，甚至完成宋朝军队的转型。历史是宋高宗沉迷于认为军队只有官兵的性质，而认识不到义军保家卫国，是国家真正的基本盘。用种种手段，与入侵者配合，把义军废掉了。
两宋之交，有两支军队是由义军滋养起来的，一支是岳家军，另一支是刘锜所部的以八字军为主力的军队。这两支部队，与宋朝的主力部队，其实格格不入。绍兴和议杀不掉韩世忠，却可以杀岳飞。要杀韩世忠的消息一传出来，不只有岳飞去保他，还有其他将领保他。杀岳飞的时候，除了岳飞的家人和朋友及一些文臣，全军几乎鸦雀无声。岳飞被杀，八字军领袖王彦由武转文，再不掌兵，刘锜闲置，大宋官军在南宋借尸还魂。宋军对金军的战斗力优势昙花一现，等到孝宗北伐，刘锜已老，义军不在，缺的不只是北伐之将，更缺北伐之兵。有兵就有将，没有兵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名将也只能无可奈何。
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军队对外的战斗力上下限。对官军性质的军队来说，攻伐富庶地方，有财帛女子可抢，个个奋勇争先。攻伐贫瘠之地，风险更大，几无收获，军心低落。打弱旅，有军功刺激，军队越打越是兴奋。一遇到强军，保命第一，各种乌七八糟的事情都出来了。
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军队的政治原则，政治原则决定了军队的组织原则、训练原则、指挥原则和作风。政治原则不一样，照猫画虎，新式军队是出不来的，还是一支拿着新武器的旧军队。
新中国军队的政治原则，是保家卫国、为人民服务，战斗力和作风都是由此而来。对外英勇作战是保家卫国，对内抢险救灾，是为人民服务。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政治原则决定了组织原则。下级服从上级，是军队的组织原则，服从于保家卫国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原则。杜中宵前世，经常听到一句话，“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这句话好像很装逼，其实不符合新中国军队的政治原则，命令是错误的，危害国家、反人民怎么办？当然是不执行。所以在军队的正式文件和条例中，这句话是找不到的，对应的是组织原则“下级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
杜中宵建立的军队，当然不是他前世的人民军队，所以政治原则不同，其他一切都不同。这支军队更多的是义军性质，只有前一半，保家卫国。对内几乎不参与，体现的是威慑政权威胁。
京城禁军是这支军队的对立面，全套制度拿过去，人才调过去，练不出另一支相似的军队来。军队的性质不变，政治原则不变，京城禁军就只能是河曲路的手下败将，做教科书式的演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