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一书，具体化了一部分他在格拉斯哥的讲课内容。在当时这些研究的发表使亚当史密斯获得了广泛名声，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人类如何透过仲介者和旁观者之间的感情互动来进行沟通（亦即，个人与社会其他成员的互动）。
他对於语言发展的研究则较為粗浅。亚当史密斯流畅的、深具说服力的、甚至华丽的论述相当突出，他的论述基础既不是像沙夫茨伯里和哈奇森一般根基於特殊良知，也不是像休謨一般根基於功利主义，而是根基在同情上的。
亚当史密斯的授课逐渐远离道德的理论，而改专注於法律学和经济学上。他在这段时间的思想发展可以由他的一名学生在1763年所抄录的授课笔记得知。
到了1763年底，政治家查理汤孙德，也就是引荐斯密认识了大卫休謨的人，提供亚当史密斯一份收入更為丰厚的工作机会，担任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布鲁斯公爵的私人家教。
亚当史密斯辞去了在大学的教授职位，并在1764年至1766年间和他的弟子一同游览欧洲，大多是在法国，在那裡斯密也认识了许多知识份子的精英，例如阿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和达朗贝尔，尤其重要的是弗朗索瓦魁奈—重农主义学派的领导人，亚当史密斯极為尊重他的理论。
在回到可可卡地后，亚当史密斯在接下来10年时间裡专注於撰写他的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為《国富论》，在1776年出版。